挂科 翹課 睡懶覺 學習心態鬆懈 聚焦“大二病”【2】

原標題：挂科 翹課 睡懶覺 學習心態鬆懈 聚焦“大二病”

　　症狀：學業陷入低谷 專業發展迷茫

　　過了春節，小王是在父母的“扭送”下不情不願地返校的。從北京考到大連某重點高校的小王，大二上學期有4門功課挂了“紅燈”，成績單寄到家裡，一家人連年都沒有過好，爺爺奶奶、爸爸媽媽輪番和小王談心，幫他分析原因。“不喜歡會計專業”，“有一段時間玩游戲來著”，“大連的冬天太冷了，經常感冒，不想去上課”……說來說去，小王索性提出要退學，重新高考，上一個自己喜歡的專業。“雖然后來勉強同意回去補考了，但不知道接下來能不能適應，想著就發愁啊！”小王的母親心情沉重地對記者說。

　　西北某高校的石老師認為，除了學業，大二學生在人際關系方面也容易出現問題，比如與班級同學、宿舍舍友相處不融洽﹔班級和宿舍出現“聚團”現象，尤其是女生，以宿舍、地域等為基礎開始分化，“小團體主義”明顯，“大二是學生出現各種問題的高發期。”石老師說。

　　中國農業大學的調查報告指出，大二這一年屬於“學生世界觀和人生觀形成的關鍵時期，學生發展自此進入轉折時期”。

　　較早關注到“大二病”的還有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的王紅等四位教授，早在2010年11月，他們就聯名提交了一份關於“大二病”的報告，建議學校採取措施，更多關注大二學生。報告中提到，大二學生“對大學的新鮮感少了，失落感重了，缺課的多了，挂科的無所謂了，學生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了”。

　　“大二的確是學生學業上的一個分水嶺”，根據中國海洋大學教育系講師胡樂樂的觀察，到了大二，學習進入自主階段，學生們的學業表現出現兩極分化：有的學生學習目標很明確，有的學生則表現得不在狀態，學習非常被動。

　　“不少學生學習動力明顯不足，突出表現就是上課出勤率較低，學習積極性不高。”胡樂樂舉例說，上課提問時，很多學生都低下頭逃避老師的目光，“有的學生即使被老師點到名，也是模糊應對，甚至直接說不知道。”而學業上的兩極分化直接體現在考試成績上，“成績最差的不及格，最好的考了90多分。”

　　北京某高校一位大二專業課任課教師告訴記者：“上學期期末考試，班上27個學生有4個不及格，如果我更嚴格一些，會有9個學生不及格，其中幾個學生的成績徘徊在及格線附近，最終被我‘放過’了。”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黨委書記景發認為，任課教師的反映，輔導員等學生工作隊伍的反饋，以及學生們的種種表現，都印証了“大二病”真實存在。

　　陳華北曾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海學院擔任輔導員，完整地帶過一屆學生。他認為，“大二病”具有一定普遍性，工作在第一線的輔導員對此是有共識和預知的。“輔導員普遍會提前做好防范和准備，以便在出現問題時及時應對。”

　　“大二病”並非中國大學生獨有。據中國農業大學高等教育研究中心金帷老師介紹，美國杜克大學在2007—2010年間，連續4年對“大二低潮”現象進行調查。通過分析大二學生的社團參與度、人際關系處理、學習壓力等一系列數據發現，與大一、大三年級學生相比，大二學生更容易感到苦悶、孤單。他們不知如何與教授溝通，不知如何合理規劃自己的時間，不知如何緩解自身壓力，不知如何選專業。“這與國內大二學生遭遇的一些問題有相似之處。”金帷說。

　　病因：挂科打擊自信 高校關注不足

　　某“985”高校學工部一位負責人告訴記者，由於學習動力整體不高，近年來，大一、大二學生挂科率有上升趨勢，學生中甚至流行“不挂科就不算真正上過大學”的說法。這位負責人舉例說，2013年秋季開學后，學校主管教學的副校長曾專門召集各學院領導開會，起因是上學期的期末考試，大一學生“高等數學”的挂科率竟然高達30%。

　　“高等數學”是國內高校普遍開設的一門重要基礎課，作為一所全國知名的重點大學，如此糟糕的成績顯然說不過去。“是不是因為題目太難了？”面對學校領導的質疑，負責命題的幾位教授表示：“試題出得已經夠簡單了，這麼多學生不及格，隻能說明他們壓根兒沒怎麼學習！”

　　景發認為，大二學生在學業上出現兩極分化，與大一時考試挂科有很大關系。他解釋說，剛入學時，學生的學業水平比較接近，心態也都比較平穩，但大一結束時學業成績會分出高下，有時差距還很大。成績好的學生收獲了獎學金，找到了自信，認為自己的學習方法和能力是好的，甚至開始展望未來的考研、保研。成績差的學生很容易在心理上遭受打擊，“他們高中時也是尖子生，現在突然發現自己學習不行了，尤其是考試挂科，會讓他們懷疑自己的學習能力，甚至開始意志消沉”。

　　陳華北表示，根據觀察，這些學生的特點是學習被動、目的不明確，具體表現是逃課增多，即便出勤也表現不積極，甚至在課堂上睡覺，而且他們發現挂科可以通過補考甚至重修進行彌補，學習心態因此變得更加鬆懈。“他們喜歡做的就是在宿舍上網、打游戲、睡懶覺等。”

　　盡管一直屬於學習成績較好的學生，但北京交通大學機電學院測控專業大三學生苗存緒回想起來，依然覺得大二是自己相對低潮的一年。“大一時候的新鮮感已經過了，大三的緊迫感還沒感受到。”

　　小苗告訴記者，大一時，高中積累的學習熱情還沒有消退，也想有一個好的開始，所以大家普遍學習比較努力。到了大二，大多數學生已經適應了大學生活，不少人開始把精力用在參加社團活動、談戀愛等方面。“拿我自己來說，大二時我在學院團委宣傳部擔任副部長，同時還在學校的校企合作社團任職，平時各種活動特別多，精力很分散，多少也影響了學習。”

　　景發認為，問題集中出現在大二而不是大一，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高校對大一新生工作更為重視。

　　以中國農業大學為例，學校每年都會成立大一學生工作組，除了給大一學生指定一名專職輔導員，還會給每個班級配備一名兼職輔導員，對學生的學業、生活、心理等進行全方位指導。

　　“但到了大二，工作組沒有了，很多輔導員和班主任也以為學生已經度過了大一的適應階段，工作力度有所減弱。”景發表示，即便看到一些學生到了大二開始出現各種問題，很多高校領導和教師也存在這樣一種心理：大學應該包容各種類型的學生，尊重其個性，讓學生比較自由地發展，“即便犯錯誤也不怕”。

　　“這種理念不能說不對，但卻不符合國內高校的學情，因為我們的學生在中小學階段沒有經過這方面的適應性訓練。”景發表示，這種相對自由放任的管理方式會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讓學生得不到應有的指導和規范。各種潛在的不利因素經過積累，到大二時各種問題開始集中出現，由此產生了“大二病”。

　　不少大學生認為，“大二病”的出現，與高校輔導員在這一階段對學生的關注較少有一定關系。大一新生得到各種關心和愛護，學校對他們的管理也較為嚴格，很多剛畢業的本科生或研究生擔任的輔導員工作熱情高，熱衷於組織各類活動，加強與學生的交流。但到了大二，學生大多適應了學校環境，輔導員的工作熱情有所下降，組織的活動明顯減少，與學生的交流不如大一時密切，對學生的管理也不如以前嚴格，學生容易感到不被學校和老師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