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为孩子成长再建“向阳院”

　　本报特约评论员姜泓冰

　　不要说“向阳院”只是怀旧，它调动的其实是街坊邻里以及社区、社会的力量。教育不只是学校和家长的事，社区、社会机构原本就该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呼吁了很多年的减负渐有成果：新学期开学，学校发下“减负课表”，不再为孩子书包沉重、深更半夜还在做作业心疼的家长，有了新的愁闷：学校两三点钟就放学，家长还在上班；如果没有长辈可以倚靠，谁来接孩子回家，回了家的孩子又由谁来陪伴？

　　新华社记者的调查显示，“放学早、接娃难”是很多省份、众多家长的普遍烦恼。其实，这样的难题，存在不是一年两年了。以往不少学校开设晚托班，后来为了阻止晚托班演变成补课班、给孩子留出更多活动时间，教育部门对学生在校时间做了硬性规定，加之牵涉安全管理、人员开支等多种考虑，学校也宁愿避嫌，一放了之。结果是，每到放学时段，上班的父母便开始三心二意，甚至有人中途溜出去接孩子。大多数年轻夫妻只能拜托父母照管，无亲可靠而有条件的，四处寻找商业寄放点，以至于各种社会培训机构及缺乏相关资质保证的私人晚托班越来越红火，有些还收费不菲，其结果往往仍是补课。

　　最令人不安的，大概要数那些进城务工人员的孩子。家庭经济状况、成员构成等因素，使得这些孩子不太可能有爷爷奶奶专门看护或是花钱报读晚托班、兴趣班，他们的父母忙于工作，无力照顾、更不可能辅导早归的孩子。他们的安全、好习惯的养成，更值得关注。

　　这境况，让人想起几十年前曾经流行过的“向阳院”或“课外学习小组”：在学校放学之后，住在同一个社区、年级相近的学生一起做作业、读书、玩耍、参加公益活动。那时，很多双职工家庭同样面临孩子无人照看、无力辅导的问题，而“向阳院”不仅是一种解决方案，更成了在那个物质和精神生活双匮乏年代里长大的许多人记忆里“阳光灿烂的日子”。

　　不要说“向阳院”只是怀旧，它调动的其实是街坊邻里以及社区、社会的力量。教育不只是学校和家长的事，社区、社会机构原本就该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欧美不少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都能为我们提供类似经验。内地一些城市如上海，近几年也开始推广这样的晚托班——不教课，而是由学校、社区或社会机构提供场地、设施、工具，由社工、志愿者和有服务精神的家长提供服务，让孩子们一起做作业，更能发展自己的兴趣，参加集体活动。

　　今天再办“向阳院”，说来简单，操作起来却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创设更好的社会环境。比如，对“补课”和“晚托班”做出明确区分和界定，并实施监督；比如，政府能否为公益性“晚托”机构购买服务、予以扶助；比如，将各类“晚托班”纳入相应的保险，使学校或社区不致因为顾忌个别意外事件而不愿揽事；等等。

　　减负不等于将孩子早早推出校门，也不等于减去对孩子健康成长极为重要的那部分内容。减负的另一端是增效——让孩子在丰富、活泼的生活里，成长得更全面、更快乐。管理好“三点半之后”，关乎孩子的成长成才，更关乎社会和谐。为了新一代孩子课后记忆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向阳院”模式，很值得我们当作义务教育的一部分，去认真规划、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