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讲师晋升之痛：职称僧多粥少 评审标准常更新【2】

刚成为大学教师那会儿，张智杰觉得肩上担负着光荣与使命，“一面挑着学生明天，一面担着祖国未来”。

这种光荣甚至影响到了张智杰老家的村民——每当村里有人办喜宴，张家人往往都会被安排在上座。

可如今，“理想还是败给了现实”。

而今，张智杰逢人都这样告诫：“教学是良心活，但更重要的是科研。”她的主要精力也已经从教学转移到了写论文、四处求人发论文。

几年前，云南大学一位副教授坦然承认：大学教师如果想顺着“金字塔”发展，做好教学是基础，但一生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教学上，是“毁灭自己，照亮别人”。

激烈的竞争下，高校的讲师们还能有多少心思放在教学上？

近日广受关注的清华大学女讲师方艳华转岗事件中，世界各地毕业生发来50多封共计4万余字的请愿书，有学生在一篇日志中感慨：“清华学术大牛越来越多，教书教得好的老师却感觉是越来越少。很多老师忙发论文，忙拉课题，忙培养研究生，真正能在培养本科生上花这么多时间而且又如此优秀的老师，很少很少了。”

“墙里墙外大不同”

32岁的黄建林是中部某著名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副教授，回想一年前的参评经历，她至今觉得紧张复杂程度“堪比电视里的谍战剧”。

从一个职称到另一个职称，黄建林总感觉有种说不清楚的东西，私下里，黄建林把它描述为一堵墙，“墙和城不一样。围城是有人想进来，有人想出去。而翻过了这面墙，安全着陆，就没人再想翻出去”。

墙内的风景美不胜收。

首先是名，“评上副高，才能被称为专家，进入高级知识分子系列，可以在全国流动，有进一步提升的可能和社会名誉。”

更直观的体现在于利。

表面看来，似乎只是工资条上的差别：做讲师时，黄建林的年薪接近8万元；在升为副教授后，年薪超过10万。

更丰富的内涵则是，有资格带一帮研究生干活，这都是收入的一部分；可以独立申报课题项目，可以成为评审专家……

周光礼教授将之总结为“马太效应”。

一个典型的细节是，一些学术期刊编辑看文章时，要看是不是副高以上的。同样一篇论文，如果署名只是一个讲师，编辑可能看都不看就丢到垃圾筐里。

现实中，大学青年教师形容“三座大山”让他们喘不过气来——教学、科研、房子，这背后，如影随形的就是职称。

周光礼教授介绍，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从博士毕业刚入职到爬到教授职称，收入差距最小的是加拿大，最大就是中国。

在中国，本来老师的工资就比较低，副教授是个门槛，评不上就关系到教师的生存，“不仅养家糊口不行，还会教职不保。”

两年前，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廉思老师领衔的《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为此写下注脚。该调查覆盖了北京、上海、武汉、西安、广州5个城市供职于包括985高校、211高校、普通高校、大专院校和成人/民办高校在内高校的5138名青年教师。

该调查显示，作为近九成拥有博士学位的高知群体，高校青年教师是高压人群。72.3%的受访者直言“压力大”，其中36.3%的人认为“压力非常大”。

调查称，多数高校青年教师都是“月光族”，每月能有结余的只占31.3%，23.7%的人收不抵支，11.8%的高校青年教师工作前几年主要靠父母和配偶支持。

由于生活压力大，不少高校青年教师不得不从事各种兼职，以代课、培训、承揽项目等方式贴补家用，甚至有14.2%受访者以兼职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

时至今日，这种状况依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说起几年前学校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座谈会上的一个故事，华北地区一位教授唏嘘不已。

一位年轻的讲师掰起手指算账，扣公积金、扣税、扣房租，一个月拿到手的钱不到3000元，所谓的年终奖要靠天收，为了养家糊口，只有没日没夜的在实验室里干活。

这位时年35岁的老师担心哪天猝死在实验室，每个月专门花600多元买了一份保险留给女儿，“说着说着，他已经潸然泪下。”（应受访者要求，张放、张智杰、黄建林为化名。）（记者 雷宇 实习生 郭哲 孙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