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企金领禹风：不要用有限的生命做空洞的事情【3】

有限的外企生存期限

留学生：在外企工作10年，你怎么看待那里的企业文化？

禹风：我觉得一定要非常犀利地来看“企业文化”这四个字，它是一种特殊体系与行为规范的集成，不管用多么正面的文字或态度来描述它，目的都是让企业的雇员尽可能多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尽可能多的价值。企业是为挣钱而存在的组织，终极目标是盈利。资本家实际上就是寻找从你身上榨取最大价值的方式，没有一个企业文化是真正很“文化”的东西。

留学生：你曾先后担任过四家大型跨国企业的高管，这个位置适合你吗？

禹风：高管是褒义称呼，我觉得不要把这个高管的“高”太当回事。企业里不存在什么高，因为每个人上头都有一个老板，全球最大的老板上面也有董事会。虽说你可以指挥千军万马，但同时也在被人指挥。所以当高管跟我的人生追求相比不重要，这些都是体验，我真正要做的就是写作。可能不会成功，不会有很多人来看书，或者商业赚不到钱，但完成它就是我要做的。

留学生：在外企工作是何种状态？

禹风：因为过去媒体的工作积累，我做公共事务会有不同的资源，主要是围绕危机管理来开展，实际上是游刃有余的。但这是个双生问题，只是一个专业主义者，想着发挥专业能力，公司应该对我很满意，但事实上公司是充满政治与商业平衡的组织。实际上公共关系部在公司里并不直接赚钱，而是花钱，是解决麻烦的部门。在这个过程中，很难去和公司其他直接盈利的部门统一，从我专业的角度而言，希望他们能够吸取经验教训，避免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但对内这就永远不会平衡，对外你运用了很多资源得不到回报，而且会被消耗。

留学生：那是不是可以转去其他部门？

禹风：这不可能，在外企里你做什么专业就是什么专业。如果换一个真正合乎外企逻辑的路径，应该是从总监升职到副总裁（Vice President），但这是一个本质变化，收入会直线上升，整个24小时也会全部卖给公司，更重要的是，你的立场也全给公司，必须是公司政策坚定的贯彻者，没有任何自我。所以对我来说不合适，我并不是做负面解读，只是说一个理想主义者在企业中，他能很好生存的期限是有限的。

留学生：有没有给自己在外企的生存期限？

禹风：有期限，但并不是定死的。曾经中学到大学试图写东西，但缺乏足够的生活体验，和平年代生活是较为平乏的，很难在年轻的时候得到可写的东西。过去在媒体工作像一个半舞台，既非明星，也非观众，位置比较尴尬。在外企是经历特殊的环境。如果再工作更长，对生活经验上没有太多长进。

要做的就是记录这个时代

留学生：这14年来你思想上最大的转变是什么？

禹风：我从巴黎学习开始就接触到各种各样不同的想法、文化和立场。你碰到那么多立场各异的人，要和他们一起生活，同时也就拥有了生存的能力。然后从企业中那么多不同利益、立场的部门培养出一种能力，什么能力呢？是不为所动的能力。第一，不会被别人引诱去做你不应该做的事；第二是不为自己的感受所动。如果对事物有负面的感觉，但能把负面的感觉表达出来吗？我认为不行，因为要学会与客观存在共存。

留学生：生活的不断向前与变化让你纠结过吗？

禹风：这个问题我也问过自己，当我现在回顾，就很清晰。说实在的，有的人天生就是理想主义者，要在生活中不断寻找理想状态，做自由而无用的灵魂。 所谓“自由”，是思想与学术、甚至生活观念，能在无边的时空中恣意游走，“无用”则是对现实功利的疏离。

留学生：怎么看待年龄与写作能力的关系？

禹风：苏童为我第一本书《巴黎飞鱼》写了封面推荐，他当时问我年龄，我告诉他之后，他说我还有十年可以写，因为他认为50岁以后人的写作能力和激情会下降。虽然我不在乎这个结论，但他的话提醒我，不管写作能有什么结果，我要做的就是记录这个时代，不能等到没有激情时再去做。但是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晚熟的人，过去的生活都是体验，我想慢慢写。

留学生：这样的体验写得完吗？写完以后再用何种方式去体验呢？

禹风：我也不愿意一下把它写完，写作是很自然的事。假如哪一天写完我也就不写了，可以去做别的事。这就像捕鱼一样，这片海如果属于你，你就撒网，但到最后鱼捞光了还拼命撒网，就变得很虚伪。有限的生命就不要去做空洞的事情，这是现实主义的态度。（文·记者张晓雅 图·孙炯）

来源：留学生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