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俩”
9:00,第一节课。
赵国清扯了扯挂在农具上锈迹斑斑的铃铛,原本还在教室外和小狗嬉闹的汪文强,噌地起身,飞快跑进了教室。
安排好三四岁的“小同学”观看儿歌视频,赵国清在嘈杂声中开始对汪文强单独授课。
他的普通话有些蹩脚,声母“z”和“j”不能清晰区分,在教生字“专”时,发音更类似于“娟”。
一条矮脚黄狗不知怎么闯进课堂,脖子上铃铛的叮当声,混在一老一少的读书声里。
课堂更像一个私塾,并没有太多规矩可言;与其说是师生,赵国清与汪文强更像是一对祖孙。
2012年9月,汪文强第一次见赵国清时,还在爷爷的背篓里。
当年的第一堂课并不成功,倔强瘦小又被娇惯的男孩不肯和生人接触。
接下来的一年里,汪文强都要求爷爷坐在教室里陪着一起上课,不然就哭闹不止。
赵国清决定改变之前对待其他学生的策略:他开始陪汪文强一起踢球,给他削铅笔,出门前给他整理好衣服。
“温柔、极富耐心,难得有这样的老师。”村里人这样评价赵国清。
“我表现软弱些、细致些,是为了让他留下来。”赵国清说。
但有时师生也难免有摩擦,数学课就是例子。
写下49、56、87一串数字后,赵国清让汪文强到黑板前写下这些数字的读法。
“我不够高!”汪文强用方言喊了一声后,赵国清给他挪过来一只板凳,让他站上去写。
四九、五六、八七。
赵国清蹙起了眉毛,看起来像是压抑着火气:“咋个读滴嘛?中间的十咧?不见了?”
汪文强低着头,不言语。下课后,孩子的不愉快忘得一干二净,又挤到赵国清身边。
汪文强的课只有语文和数学,下课间隙,11点40分,赵国清当起了伙夫:把屋里的电磁炉和碗筷搬到教室外面,开始做饭。
大山里的岛
12:00,午休。
汪文强的午餐是赵国清准备的营养餐:胡萝卜炒肉,淋在一碗面条上。
赵国清清楚孩子的胃口,特意给他多盛了些胡萝卜片:“他不怎么爱吃肉。”
汪文强扒拉着面条,抬眼看着他前边三四岁的孩子们。
在赵国清眼里,比起之前的学生,汪文强更黏人,他经常向老师“揭发”学前班孩子的调皮行径,尽管他有时也是参与者。
“可能是没有同龄人陪伴,比较孤独吧。”赵国清叹气。
这孤独同样映射在赵国清自身。
因为不少媒体的来访,赵国清在珠山镇已经小有名气。住在学校旁的村长家给记者提供饭食,也请赵国清去作陪。
面对诸多陌生的成年人,饭桌上的赵国清有些局促,不怎么说话,也不太伸筷子吃菜。
几杯山里人自酿的包谷酒下肚,他才放松了些,黑脸泛红。
“我今年59岁,教了39年书,就快退休喽。”
珠山镇的驻村干部杨谊在他身后摇头,轻轻叹息:“年轻老师都不肯来山里,你还要教娃哦。”
没有年轻老师愿意来,这是天井堡小学面对的现实。
在宣恩县,像天井堡一样的“微小学”散布在大山里的各个角落,像一座座岛屿,与外界隔绝是常态。
天井堡附近的铁厂坡小学和茅坝塘小学,都是一个老师,6个学生;荆竹坪小学,5个学生。
杨谊想起几年前,年轻的老师到茅坝塘教书,笑着到来,哭着离开,他们忍受不了孤独。
还有支教的老师,宁愿每天来回坐几个小时的车下山吃住,但也只坚持了一年。
“一天除了学生,见不到一个人影,只能跟空气交流,咋不走。”杨谊说。
赵国清是少数坚持下来不走的人。他说他习惯了这里的宁静。
在“孤岛”活了一辈子,赵国清已经不擅长和学生、家长以外的人打交道,尽管他有时要履行校长的职责。
其实这种履职,更多也只是通过电话,教学点所属片区的校长在电话里对赵国清上传下达。
去年10月,赵国清去了狮子关小学,为了给汪文强办学籍,让自己的学校还能称之为学校。
在人来人往的办公室,这位只有一个学生的校长,像小学生一样斜挎着包,涨红了脸,他不知该找谁,也不知怎么开口。
上一页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