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元任次女趙新那：當年為西南聯大師生獻花

人民網昆明8月24日電 1938年4月28日，長沙臨時大學西遷最后一路步行團近300人抵達昆明時，四個前來歡迎的小女孩為他們送上了一個大大的花籃。其中一個小女孩就是當時隻有15歲、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先生的次女趙新那。

8月21日，紀念抗戰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首都大學生採訪團“重走西南聯大之路”，來到中南大學，登門拜訪了這位92歲高齡的老人。

雖然趙新那老人並未在西南聯大就讀，但她的一生與西南聯大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她的父親趙元任先生，是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現代著名學者、語言學家、音樂家。趙新那的愛人黃培雲，是西南聯大首屆畢業生，中國工程院院士，粉末冶金學科的奠基人。

為西南聯大師生獻花的小女孩得知我們採訪團是“重走西南聯大之路”，趙新那老人一下子打開了話匣子，“我那時候雖還是個學生，但由於日本侵華，記憶很深刻。” 1938年，國立長沙臨時大學西遷昆明時分三路遷移：一路是經廣州到香港，乘船到海防，經過滇越鐵路到昆明﹔一路是從長沙經桂林、柳州、南寧到鎮南關，到越南河內，經滇越鐵路赴昆明﹔另一路就是后來被稱為“湘滇黔旅行團”的步行團。 4月28日，為了迎接西南聯大師生到達昆明，先期趕到昆明的趙元任率領同人在路邊等候，趙新那的母親楊步偉和幾位學者的夫人則親自編網籃，就地採來野花，做了一隻慶祝遷移勝利的大花籃。“西南聯大步行團進入昆明那天，剛好也慶祝清華大學校慶，我們在雲南大學迎接他們，我和姐姐就是去獻花籃的小女孩。”那一刻，西南聯大師生的剛毅堅卓在少女的心裡留下了永不磨滅的印記。

此后不久，趙新那就隨父母一起遠赴美國。若干年后，當她再次回到祖國后，又隨丈夫一起定居長沙，而這裡，正是西南聯大的起點。

趙新那不僅和西南聯大有過親密接觸，和清華大學的淵源更是久遠。1925年，跟隨父親回國的趙新那才剛學會走路，當時趙元任先生在清華大學執教，她也成了清華幼稚園首批學生，在那裡度過了四年快樂的時光。幾年前，清華大學校慶期間，趙新那還跟隨愛人黃培雲院士回到了清華園，黃院士的紅色胸花上寫著1938屆，她則十分風趣地戴上了寫有“1928屆”的胸花。當得知採訪團成員中有兩位是清華大學的學生時，老人甚至有些調皮地說：“我是你們的同學哦，是1928屆校友！”

“最聽話的女兒有三件事沒聽家裡的”

“我從小就很聽話，父親母親都覺得我是家裡頭最聽話的，但是有幾件事情沒聽他們的。第一個，找老伴是自己決定，倆人是私底下互相見面的。”趙新那與丈夫黃培雲在美國相識，1945年成婚。提起丈夫，老人的語調輕快了許多：“他是清華的學生，我爸爸是清華的老師，清華師生經常會組織一些校友活動。特別是二戰時候交通中斷，當時滯留美國的很多留學生和教授都去我們家做客，他也來了，就這樣認識的。”其實，大洋彼岸並不是二人的初見地，緣分還要追溯到數年前。1938年，在趙新那獻花的西南聯大步行團的隊伍中，黃培雲就是其中第五小分隊的隊長。誰能想到，數年之后，兩人有緣在異國相逢，結發白首。

1945年，趙新那於美國大學畢業，待一年的工作合同期滿，1946年便與黃培雲一道回到祖國。當被問及回國是出於怎樣的考慮時，她的回答出人意料的簡單。“我當初根本不想去！我爸爸這一輩子都沒跟我發過脾氣，就是1938年的那一次，因為我不肯去（美國）。我說在國難期間，我們在國內應該做點事情，不肯去。”但在當時，趙元任先生已經答應了去夏威夷教書，趙新那拗不過父親，上火車后還大哭了一場。“我到了夏威夷那一年，不跟日本人講話。”異國求學，苦等八年，只是沒想到，1946年父女這一別，27年后才見面。回想那段時光，老人的語氣裡帶著些許委屈，更多的是驕傲：“我心裡從來沒有想著不回來，而且我也成年了，22歲了，一旦有機會就會回來。”老人還一直在感慨，要是日本侵略軍早一個月投降，自己1945年一畢業就回國了，也就不用給外國人打一年的工。

出生在美國的趙新那帶著美國籍回國。有一天在大會上，她當眾宣布要放棄美國籍，“我要當中國人！”“一個結婚，一個回國，一個國籍，最聽話的女兒這三件事沒聽他們的。”老人笑的有些腼腆。

家國情懷歷久彌堅

趙新那1923年出生於美國，趙元任先生1925年回清華大學任教，兩歲的小新那一同回國。當時她並不會說中文，隻會說法語，與家中保姆的交流都要倚靠趙先生做翻譯。如今92歲高齡的她，聲音洪亮，條理清楚，話語裡都是濃濃的中國情，中國味，這其中又是如何轉變的呢？“你不曉得我們小時候在上海，那受氣不少，小孩子去公園愛玩打秋千，就打個秋千吧，管理員還把我們趕下來，外國孩子要打秋千，我們就得讓，我和我的同學們就在罵他，說把外國人都當成你的祖宗了。”

抗戰爆發后，趙新那隨父母來到長沙，由於年齡不夠錄取標准，趙新那隻能就讀於福湘女中，一所教會學校。“有一次上家政課，就聽見玻璃一直在那裡震，我經歷過，知道那是飛機轟炸，可其他人還都不知道。在那次轟炸中，我一個同學的家人全部遇難了。”九一八事變之后，日軍的侵略就在國人心裡就埋下了一顆種子，連番的炮火轟炸，流血傷亡，斷壁殘垣滿目瘡痍的景象大大刺激了這個種子的萌發，年輕的趙新那也不例外，總想著為國家做一些事。“教會學校就希望我們別管外面的事。但年輕人，國難當頭，哪能坐視不理。不管學校裡怎麼說，我們還是織手套啊，慰問啊，做這些力所能及的。”

“人家還問我，說我這小兒子，怎麼不把他搞到國外去，其實他也挺喜歡呆在國內的。可以去國外轉一圈，但要在國內安身，為中國人做事。父母、姐妹、兒子他們有他們的選擇，我有我的選擇。 我回國去美國領事館簽字的時候，工作人員隻跟我講美國多好多好，中國那時候條件很差，很困難，但我沒管，就是要回去。等了八年了，現在我可以自己做主了，那還能不回去？”

眼前這位親切的老人，朝花夕拾，娓娓道來，時而莞爾，時而動情，淡淡述說著往昔，宛如一幅多彩的畫。一個小時的採訪在不知不覺中結束了，為了不打擾老人的休息，我們起身告辭，沒想到老人卻顫巍巍地站了起來，大家連忙勸阻，她堅持道：“這是我們家的傳統，隻要有客人到來，一定要送客至門口。”同樣的堅持，在進門時老人一定要讓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在厚厚的筆記本上簽名，“這是我家的規矩，”她的兒子解釋道。（申寧 清華大學 程璽 陳陸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