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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元任次女趙新那:當年為西南聯大師生獻花

2015年08月24日09:21    來源:人民網-教育頻道    手機看新聞

人民網昆明8月24日電 1938年4月28日,長沙臨時大學西遷最后一路步行團近300人抵達昆明時,四個前來歡迎的小女孩為他們送上了一個大大的花籃。其中一個小女孩就是當時隻有15歲、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先生的次女趙新那。

8月21日,紀念抗戰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首都大學生採訪團“重走西南聯大之路”,來到中南大學,登門拜訪了這位92歲高齡的老人。

雖然趙新那老人並未在西南聯大就讀,但她的一生與西南聯大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她的父親趙元任先生,是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現代著名學者、語言學家、音樂家。趙新那的愛人黃培雲,是西南聯大首屆畢業生,中國工程院院士,粉末冶金學科的奠基人。

為西南聯大師生獻花的小女孩得知我們採訪團是“重走西南聯大之路”,趙新那老人一下子打開了話匣子,“我那時候雖還是個學生,但由於日本侵華,記憶很深刻。” 1938年,國立長沙臨時大學西遷昆明時分三路遷移:一路是經廣州到香港,乘船到海防,經過滇越鐵路到昆明﹔一路是從長沙經桂林、柳州、南寧到鎮南關,到越南河內,經滇越鐵路赴昆明﹔另一路就是后來被稱為“湘滇黔旅行團”的步行團。 4月28日,為了迎接西南聯大師生到達昆明,先期趕到昆明的趙元任率領同人在路邊等候,趙新那的母親楊步偉和幾位學者的夫人則親自編網籃,就地採來野花,做了一隻慶祝遷移勝利的大花籃。“西南聯大步行團進入昆明那天,剛好也慶祝清華大學校慶,我們在雲南大學迎接他們,我和姐姐就是去獻花籃的小女孩。”那一刻,西南聯大師生的剛毅堅卓在少女的心裡留下了永不磨滅的印記。

此后不久,趙新那就隨父母一起遠赴美國。若干年后,當她再次回到祖國后,又隨丈夫一起定居長沙,而這裡,正是西南聯大的起點。

趙新那不僅和西南聯大有過親密接觸,和清華大學的淵源更是久遠。1925年,跟隨父親回國的趙新那才剛學會走路,當時趙元任先生在清華大學執教,她也成了清華幼稚園首批學生,在那裡度過了四年快樂的時光。幾年前,清華大學校慶期間,趙新那還跟隨愛人黃培雲院士回到了清華園,黃院士的紅色胸花上寫著1938屆,她則十分風趣地戴上了寫有“1928屆”的胸花。當得知採訪團成員中有兩位是清華大學的學生時,老人甚至有些調皮地說:“我是你們的同學哦,是1928屆校友!”

“最聽話的女兒有三件事沒聽家裡的”

“我從小就很聽話,父親母親都覺得我是家裡頭最聽話的,但是有幾件事情沒聽他們的。第一個,找老伴是自己決定,倆人是私底下互相見面的。”趙新那與丈夫黃培雲在美國相識,1945年成婚。提起丈夫,老人的語調輕快了許多:“他是清華的學生,我爸爸是清華的老師,清華師生經常會組織一些校友活動。特別是二戰時候交通中斷,當時滯留美國的很多留學生和教授都去我們家做客,他也來了,就這樣認識的。”其實,大洋彼岸並不是二人的初見地,緣分還要追溯到數年前。1938年,在趙新那獻花的西南聯大步行團的隊伍中,黃培雲就是其中第五小分隊的隊長。誰能想到,數年之后,兩人有緣在異國相逢,結發白首。

1945年,趙新那於美國大學畢業,待一年的工作合同期滿,1946年便與黃培雲一道回到祖國。當被問及回國是出於怎樣的考慮時,她的回答出人意料的簡單。“我當初根本不想去!我爸爸這一輩子都沒跟我發過脾氣,就是1938年的那一次,因為我不肯去(美國)。我說在國難期間,我們在國內應該做點事情,不肯去。”但在當時,趙元任先生已經答應了去夏威夷教書,趙新那拗不過父親,上火車后還大哭了一場。“我到了夏威夷那一年,不跟日本人講話。”異國求學,苦等八年,只是沒想到,1946年父女這一別,27年后才見面。回想那段時光,老人的語氣裡帶著些許委屈,更多的是驕傲:“我心裡從來沒有想著不回來,而且我也成年了,22歲了,一旦有機會就會回來。”老人還一直在感慨,要是日本侵略軍早一個月投降,自己1945年一畢業就回國了,也就不用給外國人打一年的工。

出生在美國的趙新那帶著美國籍回國。有一天在大會上,她當眾宣布要放棄美國籍,“我要當中國人!”“一個結婚,一個回國,一個國籍,最聽話的女兒這三件事沒聽他們的。”老人笑的有些?腆。

家國情懷歷久彌堅

趙新那1923年出生於美國,趙元任先生1925年回清華大學任教,兩歲的小新那一同回國。當時她並不會說中文,隻會說法語,與家中保姆的交流都要倚靠趙先生做翻譯。如今92歲高齡的她,聲音洪亮,條理清楚,話語裡都是濃濃的中國情,中國味,這其中又是如何轉變的呢?“你不曉得我們小時候在上海,那受氣不少,小孩子去公園愛玩打秋千,就打個秋千吧,管理員還把我們趕下來,外國孩子要打秋千,我們就得讓,我和我的同學們就在罵他,說把外國人都當成你的祖宗了。”

抗戰爆發后,趙新那隨父母來到長沙,由於年齡不夠錄取標准,趙新那隻能就讀於福湘女中,一所教會學校。“有一次上家政課,就聽見玻璃一直在那裡震,我經歷過,知道那是飛機轟炸,可其他人還都不知道。在那次轟炸中,我一個同學的家人全部遇難了。”九一八事變之后,日軍的侵略就在國人心裡就埋下了一顆種子,連番的炮火轟炸,流血傷亡,斷壁殘垣滿目瘡痍的景象大大刺激了這個種子的萌發,年輕的趙新那也不例外,總想著為國家做一些事。“教會學校就希望我們別管外面的事。但年輕人,國難當頭,哪能坐視不理。不管學校裡怎麼說,我們還是織手套啊,慰問啊,做這些力所能及的。”

“人家還問我,說我這小兒子,怎麼不把他搞到國外去,其實他也挺喜歡呆在國內的。可以去國外轉一圈,但要在國內安身,為中國人做事。父母、姐妹、兒子他們有他們的選擇,我有我的選擇。 我回國去美國領事館簽字的時候,工作人員隻跟我講美國多好多好,中國那時候條件很差,很困難,但我沒管,就是要回去。等了八年了,現在我可以自己做主了,那還能不回去?”

眼前這位親切的老人,朝花夕拾,娓娓道來,時而莞爾,時而動情,淡淡述說著往昔,宛如一幅多彩的畫。一個小時的採訪在不知不覺中結束了,為了不打擾老人的休息,我們起身告辭,沒想到老人卻顫巍巍地站了起來,大家連忙勸阻,她堅持道:“這是我們家的傳統,隻要有客人到來,一定要送客至門口。”同樣的堅持,在進門時老人一定要讓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在厚厚的筆記本上簽名,“這是我家的規矩,”她的兒子解釋道。(申寧 清華大學 程璽 陳陸淼) 

(責編:張亞菲(實習生)、林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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