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越教學獎"再引思考 高校真的重科研輕教學嗎

　　教學與科研，是高等學校最為核心的兩項職能，兩者間存在著矛盾、統一的關系。很長時間以來，質疑我國高校“重科研、輕教學”傾向的聲音不絕於耳。那麼，我國高校是否真的存在“重科研、輕教學”的傾向？如果存在，原因又有哪些？

　　——編者

　　不久前，四川大學設立“卓越教學獎”，以百萬大獎重獎教學一線優秀教師，文學院謝謙、化工學院周魯等教師得到了10萬至50萬不等的獎勵（100萬元特等獎空缺）。這一措施備受社會關注，也讓長久以來關於高校是否存在“重科研、輕教學”的問題，再次成為輿論關注與討論的焦點。

　　那麼，當前國內高校是否存在重科研、輕教學的問題？

　　目前國內尚無對高校教學與科研的量化比較

　　批評國內高校“重科研、輕教學”的聲音很多，但“重科研”重到什麼程度？“輕教學”又輕到什麼程度？多位教育專家，如北京大學教務部副部長盧曉東教授、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儲朝暉研究員都表示，目前並沒有見到過對高校教學、科研實際情況進行調查研究、量化比較的權威報告。

　　記者在“中國知網”搜索相關學術論文，閱讀后發現，幾乎所有論文都對是否存在“重科研、輕教學”的問題不加論証，直接作為論述的起點——他們要為“重科研、輕教學”的病症開藥方。

　　那麼，國內高等教育“重科研、輕教學”結論，是怎樣得出的呢？

　　這樣的結論，首先源於人們的主觀感受。

　　例如，有不少大學生抱怨：老師和學生交流的時間很少，很多老師下課鈴一響就走人，連課后與學生交流的幾分鐘時間都沒有，讓學生有事通過電子郵件、微信、短信或電話聯系。

　　有些學生則有這樣的經驗：安排給本科生開課的教師，更多的是年輕教師或學術水平一般的教師。那些學術水平高的教師更多是給研究生開課。盡管教育主管部門或學校都要求知名教授給本科生開課，但是，學生一周見一次這些名師已經很不容易，更難有機會同他們深入交流。

　　更有學生抱怨，很多教師上課積極性不高，只是照本宣科，缺乏用科研引導教學、促進教學的意識。

　　目前，明確承認出現“重科研、輕教學”現象的學校不多，雲南民族大學就是一例。2013年，雲南民族大學黨委收到一封家長反映教學弊病的信，學校展開調查，“發現部分教師上課遲到、早退﹔上課無教案、備課不充分、授課內容枯燥、隨意調換課時。”在一次對全校教師到崗的檢查中，竟有27名教師遲到。雲南民族大學毫不避諱地指出，一些老師“重科研，輕教學，隻看科研成果，不管教書育人”。

　　除此之外，支撐高校“重科研輕教學”觀點的論據還真不多。也有專家指出，高校有不同類型，如果說“重科研、輕教學”現象確有存在的話，或許在985、211等綜合型大學更為突出，但在專業特色型大學，其實並不廣泛存在。

　　“重科研、輕教學”的判斷，主要源於人們的切身感受

　　科研與教學雖然性質不同，卻是相互統一、相互促進的。科研能促進教學，隻有前沿科研成果不斷融入到教學中，才能培養出更優秀的人才。教師把自己的科研經驗分享給學生，也有利於培養學生的探究精神。反之亦然，教學可以促進教師已有知識的系統化，可以促使教師不斷創新，發現新問題，提高科研水平。

　　然而，從國際評價標准來說，科研在提升學校排名、知名度等方面，比教學更有力。依靠教授的學術聲譽、科研水平來提高大學知名度的傳統途徑，被世界各地普遍認同和接受。雖然教學活動也可以提高學校聲望，但在短期內，提升力相對有限。於是，國內高校自然不敢忽視科研。

　　從政策導向上說，“文革”結束后，針對中國科技力量不足、高校科研能力未充分發揮的現實，國家強調了高校科研工作的重要性。“政府對高校考核評價時，科研就成了相對重要的指標。”浙江省教育廳高教處副處長王國銀說，“與此相應，為鼓勵科研，學校在制定教師評聘標准時，也偏重科研。”

　　王國銀介紹說，不少高校在職稱評審時，更看重科研論文，“科研評價差的教師，教學再好，也很難晉升。相反，科研成果顯著的，哪怕教學評價差些，也容易晉升。”在評價科研時，大都看產出，以教師科研成果的數量和質量為基准，而對於教學，則看投入，以教師是否完成工作量、遵守教學秩序為基准。

　　記者從陝西一所高校官網上看到了《陝西省高等學校教師職務評審工作實施辦法（試行）》，其中明確規定，國家211工程重點建設的學校，講師晉升副教授，教學上的標准是，“主講過1門以上專業課或專業基礎課（以教學為主者2門）”，且“教學效果優良”。而學術水平的標准就相對嚴格：即使是以教學為主的教師，也有“在核心期刊上公開發表教學、科研論文5篇”的論文要求。

　　同時，在獎勵先進時，科研成果受獎勵的力度更大。四川大學校長謝和平院士在2014年學校本科教育教學工作會議上說，“整體而言，我們在教育教學方面，表彰多、獎勵少。而在科研工作方面，以前有‘提成’，現在的獎勵也比較多，國家層面還設立了最高科學技術獎，以及其他各種獎勵，而且都是重獎。”

　　王國銀也介紹說，不少高校對科研成果的獎勵要大大高於教學，“一篇發表在SCI期刊上的論文，獎勵上萬元﹔而一本耗費數年精力寫成的精品教材，最多才獎勵五六千元。”

　　四川大學教務處處長張紅偉告訴記者，四川大學歷來教學、科研並重，教學名師獎、青年骨干教師獎等針對一線教師的獎項超過20項。但她也認為，在“卓越教學獎”之前，教學獎項金額不算多。

　　政策導向下，可能出現“重科研、輕教學”的實際傾向

　　“我是一名入職不久的大學青年教師，教學任務和科研任務都很重，學校要求我們把教書育人放在第一位，但在評職稱和年終考核時卻又以科研成果為主。由於精力有限，雙重壓力常常讓我顧此失彼，真不知如何是好。”這是高校一名年輕教師的困惑，也是教師們的心聲。

　　評價與考核機制，使不少教師將主要精力投入到科研工作中。盡管學校對教學工作也有相應的考評機制，但是，職稱、課題經費等更具“含金量”和“附加值”的誘惑，往往導致老師們在“教學與科研的天平”上，向科研一邊傾斜。

　　北京高校教師小曹說，“老師們都知道，想晉升職稱、申報課題或者跳槽到更高水平的學校，就必須被學術界認可。這隻能靠做好學術研究和發表更多著作，不然，課教得再好也不行。”在他看來，教學憑的是良心，而科研則更多的是受外部壓力，在壓力之下，難免會有人顧此失彼。

　　“注重教學並不是說，教師隻負責好課堂這一畝三分地就夠了。”盧曉東介紹說，教師必須通過交流，了解學生特點及其學習狀況，這樣才能因材施教，在交流中啟發學生、指導學生。在歐美的一流大學裡，任課教師不僅要精心備課、認真講課，課后還必須對學生進行學業指導。有些大學甚至規定，任課教師每周必須安排出3個小時左右的“office hour”（辦公室時間），在辦公室等待學生來訪，為學生提供指導。而在我國，雖然不少高校要求教師課后指導學生，但很少有時間、次數的硬性規定。因為科研收益大，許多教師在科研上投入時間、精力“多多益善”，教學上的投入就少了，從這個角度看，我們確實有些“重科研、輕教學”了。

　　古語說，“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才須待七年期”。高校人才培養的效果，在短時間內很難全面檢驗，“一般說來，某一時期高等教育培養人才的效果，10年，甚至二三十年后才能有客觀、全面的展示。”盧曉東介紹說。正因為此，如果等到“重科研、輕教學”的效果出現時，再糾正已經晚了。

　　事實上，國家也意識到了高校“重科研、輕教學”傾向，從2007年開始，教育部、財政部啟動了“高校本科教學質量與教學改革工程”，提出“引導各級政府和高等學校把教育資源配置、學校工作著力點集中到強化教學環節、提高教育質量上來。”

　　也許正如張紅偉所說，“教學和科研如何平衡，是全世界大學面臨的永恆問題。經常是，被忽視的部分得到重視后，又壓過了另一部分。但正是在這樣周期性的矛盾發現和糾正中，大學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

    《 人民日報 》（ 2015年04月22日 1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