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高考護航不能保護過度

又逢高考，這些“新聞”照例歸來：“家長血拼高考房，民宅1天2千酒店價格翻6倍”﹔各地紛紛出台限行或交通管制措施，為高考順利進行保駕護航……這些我們習以為常的高考季現象，可用“草木皆兵”來形容。在此背景下，近日來自北京交管局的一則消息，或許讓人略感幾分“違和”：6月8日當天車輛限行尾號為1和6，往年送考車輛持准考証可免罰，今年則需遵守該市機動車限行規定。

時間若拉回到2003年，類似不特殊對待送考車輛的做法，或許讓人難以理解。彼時有新聞稱，“交警將對考生專車優先放行”，北京市公交總公司負責人也表示，要按照50周年國慶閱兵包車的標准要求，一輛車不能少，一輛車不能晚，並制定出具體工作預案和應急方案。

囿於高考在當下之於整個社會的重要性，高考期間無論是相關部門，還是企業、個人，為考生營造一個良好的考試環境無疑是必要的。但不特殊對待送考車輛與為高考服務並不矛盾，而是一種多方權衡下的理性回歸。

以高考期間的交通保障為例。在擁堵路段加強疏導，以保障正常通勤效率是必要的，但像不少地方動輒拿警車為高考車輛開道，就有點過了。且不說警車開道有著相應規范，不能隨便破例，如此興師動眾也難免徒增考生的心理壓力。至於限行，更是一項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規則，在無必要的情況下，也不該隨意打開豁口。如果賦予送考車輛特權，無異於刺激送考私家車輛出行，對於提升交通通達度並無好處。再說，區分送考車輛所帶來的管理成本與爭議也在所難免。

圍繞“服務高考”的種種極端做法，其實是“高考綜合症”的表現。這首先源於高考被賦予的重要性﹔其次，則源於一種管理上的機械化，即整個社會習慣性地進入高考模式，而對於保障措施的合理性往往缺乏理性研判。這其中既有管理水平的問題，亦不乏動機的偏差。譬如對於相關部門而言，無論在降噪，還是交通保障上，若出於政績考量，往往容易做過頭，而忽視對社會綜合效益的權衡。這樣一種過度反應，還具有傳染性和刺激性，如個別考生家長在英語考試聽力時間作出堵路的舉動，顯然就受此大環境的影響。

高考期間整個社會呈現出輕度“癲狂”，漠視規則與權利，信奉“高考壓倒一切”，亦有集體社會的某種烙印。在過去，高考主要是“為國選才”，在這個宏大目標下，社會資源的動員和調動與無條件配備自然順理成章。然而到了現在，高考的作用更多地體現在為自己“出彩”，因此在順利參考上，個體理應承擔相應的責任。而且，隨著個體意識的增強，整個社會對於“一切為高考讓路”的做法也會展示出更多元的態度。就此而言，社會的高考氣候也該有更理性的回歸。

若真正站在考生角度，過度保護在很多時候往往適得其反。高考期間，考生的心理緊張感也隨之達到頂端，這時他們渴望的外部幫助，恰恰是減壓。但各種草木皆兵的做法反而強化了整個社會的緊張感，看似在為考生服務，卻可能“好心辦壞事”。

如無必要，勿增實體。社會對於高考的准備應該抱有這樣的從容心態。當社會資源的整合、動員與保障考生的正常心態之間形成最佳的平衡，才稱得上最好的“為高考服務”。這也有利於整個社會更理性更從容地看待高考。當然，從根本上，我希望高考制度改革的跟進以及青年成長成才道路的多元化，能真正稀釋社會之於高考的過度緊張感與過度保護的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