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家族書寫的教育史

　　自1929年至1949年的20年間，斯民小學歷屆畢業生在文教、科技、財經、軍政等領域有卓越成就和突出貢獻的數以百計。

　　100年前，這樣一座規模宏大、美輪美奐的新校舍拔地而起時，斯宅村的教育史真正開啟了一個全新的時代。

　　如果把中國教育比成一棵參天大樹，千千萬萬所鄉村小學就像大樹的千萬條根須。

　　如果不是慕名來到斯宅村，或許永遠也不知道在上世紀前半葉的浙東鄉村，曾經存在過像斯民小學這樣的鄉村學校。她就像一枚活標本，昭示著那個年代鄉村教育曾經有過的佳績，也改變了筆者之前對鄉村教育“落后”，以及鄉村“閉塞”、“保守”的印象。對比百年后今天中國鄉村教育的普遍衰落，令人感喟無窮。

　　斯民小學：中國近現代鄉村教育的活標本

　　創辦於1905年的村小——斯民小學，位於浙江省諸暨市東白湖鎮斯宅村。追溯這所小學的歷史，不能不提到1904年中國近代第一部以政府名義頒布的學制——癸卯學制的誕生。癸卯學制宣告了綿延千年的私塾教育的終結。由此，新式學堂開始出現在中國城鄉。

　　浙江為人文淵藪和富庶之地，自然領風氣之先。1907年，浙江省已有學堂及教育機構1295所，在校學生4萬余人。而毗鄰的江西省隻有513所。

　　2006年，浙江省曾評選出100所百年歷史名校。倘推及全國，有百年歷史的學校自然更多，但像斯民小學這樣深藏於僻遠鄉村，且至今仍使用著老校舍的學校卻屬罕見。

　　斯民小學坐落在村子中心的斯民橋邊。一到橋頭，抬頭可見一個拱形校門，門額上書“斯民小學”4個漢隸，背面書有“公、誠、勤、恆”4字校訓。從校門進去是一條青磚鋪砌的甬道，甬道盡頭便是內校門，用當地的粗條石砌成高高的門台。門額上方鐫刻著“漢斯孝子祠”5個漢隸，為康有為題寫，令初見者不免對這所學校的來歷心生好奇。

　　兩道校門一外一內，一低一高，像屏障一樣護衛著這所百年村校。遙想當年，一個小小的村童，背著母親縫制的布書包，雀躍著穿過題著校訓的高大的外校門，經過長長的青磚甬道，邁上一級級石階砌的門台，走進清晨的校園時，他的小鳥般的心，興許也慢慢收攏起來了。

　　斯民小學的校舍建筑同樣氣派。建筑共分三進，從山腳依地勢層疊而上，均為磚木結構的二層樓房。尤為巧妙的是，前后三進教室之間原有回廊相連，將偌大的校園連成一體，即便下雨天在校內也不必打傘。

　　從現存圖紙上看，校舍佔地5.8畝，建筑面積2130平方米，內有三進樓房、一處花園、兩處天井和一個操場，並有教室、教員室、圖書館、中山廳（即禮堂）、廚房、膳廳、教員寢室、學生宿舍、儲藏室、台球廳（乒乓球廳）、廁所。膳廳還分教員膳廳和學生膳廳，教室牆上嵌有兩個小壁爐，有煙道通到屋頂，冬天上課時可用來生火取暖。其中一個小壁爐至今還豁然可見。這兩個不起眼的細節，卻傳遞出一種超越時光的溫情。

　　據在斯民小學求學的老校友回憶，當年校園裡植有法國梧桐、梓樹、紫薇、冬青、桂花等，有些品種為山村第一次所見。校內的花園中央放置一隻大魚缸，紅白金魚游弋其間。這風格朴素雅致的西式校舍，在他們的記憶中，“猶如花園般的美麗”，也成為遠近鄉村中傳奇般的所在。

　　而與之相媲美的是學校的“軟件”。當時開設的課程有國文、算術、常識、歷史、地理、珠算、勞作、體育、美術、音樂等。操場上有籃球架、單杠、鞍馬等體育設施。學校每學期都有課外活動。有遠足，訪問鄉裡的名勝古跡。有歌舞表演，節目有歌舞劇《葡萄仙子》、《漁光曲》、《群鳥舞》等，道具和服裝不夠跟鄉民們借，借斯氏宗祠“孝義堂”的大戲台演出，鄉民們爭來觀賞。有演講比賽、體育比賽等，凡城裡學校有的活動，斯民小學概不缺少。

　　1935年畢業生、斯民小學校友、江南造船廠退休副總工程師斯杭生先生這樣回憶道：

　　我家住在螽斯畈上新屋，離斯民小學大約有3華裡路。每天清晨太陽剛剛上山時，就背著書包，拎了一個搪瓷罐，一格盛飯，一格盛菜，就跟著二姐秋柑上學去了。中午在膳廳裡和同學們一起吃飯，傍晚太陽將要落山時，聽到放學的鈴聲，就和同學們在內操場集隊，唱著《放學歌》：

　　“一天過去了，光陰不再來，鈴聲報放學，歡天喜地各回家。天天同聚首，多麼相親愛。先生們，明天會﹔同學們，明天會。”

　　然后按各村落的遠近排隊回家。

　　這樣的圖景，想象中是如此溫暖、美好。寫到這裡，我忽然想起，山東濰坊一位小學教師曾用30年代的民國老課本做校本教材。孩子們讀過之后，放學時也笑嘻嘻地學著老課本中的稱謂跟老師道別：“先生，明朝會！”

　　斯杭生先生是還健在的最年長的斯民校友。筆者曾專程赴上海採訪他。他告訴筆者還有一首《午飯歌》：

　　師生同學在一塊，多麼相親愛。

　　要吃午飯去了，暫時隻好離開。

　　功課未畢，下午再來。

　　先生再會，同學再會！

　　吃好午飯大家再回學校來。

　　斯先生說，他們那會兒每天要唱這兩首歌，中午和下午放學各唱一遍，因此記得格外牢。這兩首歌的歌詞傳達出30年代鄉村教育蓬勃清新的氣息，也是筆者聽過的最優美活潑的鄉村學堂歌曲。可惜歌的作者均已不可考。2015年1月12日的晚上，在上海中華路的一座公寓樓裡，92歲的斯杭生先生應筆者之邀，用諸暨方言唱了這兩首80年前唱過的歌。

　　當然，像別的學校一樣，斯民小學還有校歌，為清末諸暨縣舉人、北京大學文學學士徐道政所作，歌詞為：“五指崢嶸太白東，上林文化孕育中。我輩同到光明地，快樂真無比……”當年的斯民小學留給斯民學子的印象，便是這樣一個快樂無比的“光明地”。

　　30年代末，斯民小學在學校右前方買了一丘大田。在校長蔣森馥的帶領下，師生齊上陣，加上民工，修建了一個面積近1500平方米的操場，從此師生終於有了出操和開展田徑運動的場地。1942年春，斯民小學組織了首次全校田徑運動會，還邀請鄰村一所小學的老師做裁判長。

　　從1915年到1929年，斯民小學有8屆畢業生共106名，其中3人后在“黃埔教導團”畢業，6人在滬江大學和政法大學畢業，6人在師范大學畢業，30人分別在諸暨、紹興、杭州、寧波等地中學畢業。自1929年至1949年的20年間，斯民小學歷屆畢業生共700多人，其中在文教、科技、財經、軍政等領域有卓越成就和突出貢獻的數以百計，曾任第二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古生物研究所所長、地質博士、學部委員斯行健，第三、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特級教師、兒童教育家斯霞，中國先秦史學家斯維至，上海江南造船廠副總工程師斯杭生，國民黨上將蔣鼎文，都先后在象山民塾、斯民小學讀過書。當時還有個傳說：斯民小學的畢業生到上海去求職，無論當警察或郵局職員都可免考。

　　“斯宅之象山民塾，尤得風氣之先”

　　像這樣一所小學，必然有其不尋常的來歷。

　　公元884年，斯氏第二十五世孫斯德遂由浙江東陽遷居到諸暨上林（即今斯宅村）。隨著人口不斷增多，下面分出多個房派。斯氏家族十分重視耕讀傳家，各房派均辦有私塾。

　　斯民小學前身象山民塾創辦於光緒三十三年（1904年），為斯氏家族的一個支派——斯華國公所辦。他深感舊有家塾過於湫隘，為免后世兒孫淪為游手好閑的紈绔子弟，同時希望能“培育人才，為國家楨干之用”，開始籌劃興辦家塾，但因年老力衰，不及興工便赍志以歿。其子斯志浦繼承父志，於道清光9年（1829），在村口風水最佳處的象山腳下，出巨資興建了規模宏大、建筑華美的“華國公別墅”。別墅集家廟與學塾於一體，因地處象山，故又稱“象山私塾”。當時在家塾裡讀書的族中子弟達六七十人。

　　斯氏家族的子弟們也沒有辜負祖宗的一片苦心，焚膏繼晷，孜孜苦讀，很快收獲了回報。在華國公別墅的中廳板壁上，至今張貼著十余張從清乾隆到道光年間學塾子弟的“捷報”和“官報”，昭示著子孫們光宗耀祖的斐然成績。

　　但是，乾坤翻轉，大時代的巨變打斷了斯氏家族世代相傳的耕讀之夢。1900年庚子事變后，同治四年舉人、華國公曾孫斯仰止致仕回鄉。傳統士大夫的家國情懷使他不能坐視其變，遂有教育救國之念。他與房中子弟商議，於光緒三十三年（1904年）改象山學塾為“象山民塾”。事實上，從“私塾”到“民塾”一字之改，意味著從傳統家塾一變而為面向民眾的新式學堂，辦學目的也從讀書做官一變而為保國圖存。學校按1903年清廷頒布的《學堂章程》設置課程，開設修身、經學、國文兼習字、算術、歷史、地理、自然、唱歌等課程，並聘請思想開通的宿儒或新學俊才擔任教學，首任校長為清末舉人斯蘭馨。而特別難得的是，還在低年級實行男女同學。這在斯氏家族歷史上，乃史無前例之舉。

　　象山民塾創辦不久，由於順應了時代的變化，學校一派新氣象，除本鄉子弟外，本省嵊州、東陽等縣的學子也紛紛慕名而至，學生數增至200余人，學校人力、財力支絀。校長斯蘭馨有感於新式學堂經費開支浩大，僅靠斯姓一個房族辦學恐難以持久，故有意發動全族共同辦學。在征得族中各房各派家長贊同后，即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將象山民塾遷到斯氏宗祠“孝義堂”，並正式改名為“斯民小學”，取“以斯舉有德於斯民”之意，名義上也使學校成為全族人共同的產業。

　　學校改名之后，深謀遠慮的主事者以宗族的名義，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最初以族中的兩座寺廟的田產山林收入為基礎。之后，陸續將全族每年初春扎龍頭迎賽的“龍頭會”經費，還有先祖祀產田、義塾田撥為校產。在19世紀初的中國鄉村，這種種舉措，每一件都意味著革除舊俗，另立新章，必然受到部分族人的激烈反對，但最后均賴主事者的魄力與才干力排眾議，一一化解。

　　在象山民塾的影響下，1905年，斯宅村還辦起了女子學堂。當時的清廷規定，高小不准男女同校，女子讀高小，隻能進全由女子擔任教職員的學堂。村中來入學的雖隻有幾個家長思想開通的女孩，但女子學堂一開辦就響應不纏足的主張，這在當時還信奉“男女授受不親”，並以“三寸金蓮為美”的浙江鄉間，乃破天荒的新鮮事。

　　就在這一年的9月2日，清政府頒布詔令“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宣布中國歷史上延續1300多年的科舉制度從此終結，並嚴飭府廳州縣趕緊於鄉城各處遍設蒙小學堂。而僻處浙東山區的諸暨縣斯宅鄉斯民小學，走在了中國近現代教育前列。1924年《諸暨民報五周年紀念冊》載文說：“斯宅之象山民塾，尤得風氣之先。”又說，“自是以后，望風爭起，而本區各村鄉，尤耳濡目染之既習，相率仿其制而設立學校……”

　　保國在革命，革命在儲人，儲人莫重於鄉學

　　在中國教育史上，像斯民小學這樣的鄉村學校又稱“鄉學”。與官辦的“太學”不同，辦學經費來自地方士紳捐資。上千年來，“鄉學”一直是中國教育金字塔的基座。進入新舊交接的20世紀后，雖然新式學堂代替了傳統私塾，學習的內容、辦學的目的和性質已發生根本的改變，但千年的傳統不會由此而一夕改變，尤其在地域遼闊的中國鄉村，這個傳統依然頑強地存在並延續著。斯民小學即為之一。

　　但是，像當時中國的政治、文化、經濟等諸多方面一樣，這個傳統同樣經受著新的挑戰。斯民小學創辦不久，學校主事者、斯氏族人斯旦很快發現，舊式宗祠建筑無法滿足新式學堂的各方面需要，嚴重影響學校的發展。他深知此非長遠之計，就開始籌劃建造新校舍。

　　1917年，族人斯烈從日本回來。斯烈畢業於浙江武備學堂，為響應孫中山革命，曾組織學生軍支持武昌起義，不久任浙江省都督府副官長。斯烈聽聞斯旦之設想，當即拿出銀洋300元作為建校籌備經費，並承諾願意利用自己的人脈關系在省城杭州募集校舍基金。斯旦的父親、象山民塾創辦人斯仰止先生也慨助數百元。父子倆和斯烈的首倡之舉影響了全村的斯氏族人，各房各派家長紛紛解囊。后經族長商議后，選擇全村適中之東泉嶺腳為校址，並請兩位長於事務的族人協同購買地基事宜。隻一日，就達成地基買契20多份，完成了購基任務，建校的序幕就此拉開。

　　但興建新校舍費用之浩大，遠遠超過以往族中舉辦的任何事情。因此，能否動員全族力量捐資建校，成了主事者心頭的一件大事。主持人之一的斯稚湘便提出一建議：不用建學校的名義，改用建“孝子公祠”之名，行建校之實。

　　主事者為了激勵族人，同時還規定對捐資20元以上的給予“入祠配享”之待遇﹔捐資20元以下者刊譜勒石。於是，各家各戶紛紛捐獻錢財田產，甚至連遠在浙江東陽縣的斯氏兩支房派也慨助百金。當時除募得現金外，另有山地120畝，田庄3處。建校資金很快募集充足，學校得以動工興建。校舍建筑圖紙自日本輾轉送來，據說連建筑用的灰漿也來自日本。還有不少建筑材料都要翻山越嶺由人力運進村來，包括村中第一次見到的玻璃。工程前后歷時兩年，耗資兩萬余銀洋，終於1919年在村中東泉嶺腳建成新校舍一座，即今斯民小學校舍。據資料記載，當時的1個銀元可買30斤上等大米，8斤豬肉，10尺棉布，可見建校費用之浩大。

　　校舍落成后，因族人斯豪士與康有為交厚，即請康有為題寫“漢斯孝子祠”之隸書匾額，用青石鐫刻，嵌於內校門門額，至今猶存﹔又請國民黨元老吳稚暉題寫“公、誠、勤、謹”4字校訓，嵌於外校門門額。可惜校訓門額后來損毀，2003年重修校門時由中國美術學院教授、西泠印社副社長劉江先生重題。

　　如今已無法得知，100年前，在那個“洋油”、“洋皂”剛剛進入中國，大多數鄉村人家還點菜油燈的年代，當這樣一座規模宏大、美輪美奐的新校舍拔地而起時，村人們的錯愕和驚嘆。其建筑規模之大，設施之全，為當時諸暨縣小學之冠。從此，斯宅村的教育史真正開啟了一個全新的時代。

　　新校舍落成后，此前借住於斯氏宗祠的學子乃得遷入其中。學校完全打破了傳統私塾的慣例，除了本族子弟之外，兼收附近鄉村及鄰縣的學童入學。

　　撫今追昔，自1780年到1919年，200多年間，斯氏家族代代相繼，書寫了一部有聲有色的中國近現代鄉村教育史。尤為難得的是，這些世代信奉耕讀傳家、讀書致仕的鄉村紳士，在促進古老中國向現代國家轉型的歷史進程中，順應時變，慷慨擔當，超越一己家族利益，扮演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而他們的努力，也展示了鄉土中國的力量。

　　斯民小學像一盞燈，我們就靠這盞燈照亮著

　　惟其如此，斯民小學在斯宅村人心中有著特殊的地位。

　　1949年10月，全國解放，所有私立中小學校一律收歸公有。斯民小學也不例外，校長、教師均由人民政府委派，學校由家族辦學改為由地方政府管理，從此告別了千年的傳統，翻開了新的歷史篇章。並且，隨著社會不斷變化，校名也一改再改。1959年學校改名為“斯宅公社中心小學”，后改為“斯宅鄉中心學校”。

　　時間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經過近80年的風雨侵蝕，斯民小學校舍已多處破損，有的教室已成危房。上級教育主管部門無力維修，學校自身更無財力，校長束手無策。此時，散居各地的斯民老校友聞訊，心急如焚，立即互相聯絡，籌集資金，以應修繕瀕危校舍之急。海內外校友紛紛響應。學校由此度過危機，辦學條件明顯改善。並且，1995年經諸暨市人民政府批准，學校恢復“斯民小學”原名。

　　斯民校友在斯民小學危困之際發揮的作用，究其實，還是斯氏家族力量的展示。1949年之后，學校收歸公有，斯民小學已與斯氏家族脫離干系。從表面上看，時代的裂變造成了傳統的中斷，但家族和學校之間那種歷史的“血緣”關系是無法一朝切斷的，它猶如地下河的水流，仍在無聲地滋潤著大地。

　　並且，它還有另一層意義。在傳統中國鄉村，老百姓的精神訴求主要仰賴於祠堂、寺廟和土地廟。1949年后，中國鄉村所有的祠堂、寺廟和土地廟被人為毀棄殆盡。斯宅村曾做過斯民小學校舍的宗祠“孝義堂”也遭拆除而片瓦無存。於是，學校成了村庄唯一的精神依托。尤其像斯民小學這樣由家族創辦的百年小學，更成了村人心中一炷僅存的精神香火。

　　這份不同尋常的情愫，后來又一次被証明。2001年，國務院頒布《關於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在全國范圍內推動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調整，即俗稱的“撤點並校”政策。短短數年之間，凡政策所到之處，數以萬計的農村小學從此消滅不存。斯民小學也面臨厄運。

　　2003年，諸暨市實行農村學校布局調整，為改善辦學條件，教育管理部門計劃將斯民小學遷到幾裡路外的一個村子，和當地小學合並。消息傳到斯宅村，村人們急了，他們說：“我們村別的沒有了，剩下隻有斯民小學﹔斯民小學就像一盞燈，我們就靠這盞燈照亮著。”一時間，學校的命運成了村人們憂心之事。

　　這時，一個契機出現了：創辦於1905年的斯民小學即將滿100歲。2003年3月，時為諸暨市圖書館館長、諸暨市政協委員的楊士安先生，因長期研究諸暨市地方歷史文化，對斯宅村和斯民小學情有獨鐘。他向諸暨市政協第十一屆委員會提交了一個提案。案由為“要求籌備2004年諸暨斯宅‘斯民學校建校100周年紀念會’，並以此為契機，加速對斯宅旅游的開發過程”。因為在斯宅村，至今還保存著多幢建於清代的民居，為清代江南地區鄉村建筑之瑰寶。

　　同年6月1日，楊士安先生收到家在上海的斯民校友斯杭生先生的來信。斯杭生先生剛從美國探親回來，信中提及他在美國遇到幾位斯宅老鄉：原子能防護和核醫學專家斯寧、土木建筑結構專家斯聰、核聚變專家斯達開、馬裡蘭大學終身教授斯海文，他們莫不對斯宅魂牽夢繞，而斯聰和斯達開也是斯民校友。斯杭生先生的此信，促使楊士安先生再次向諸暨市政協寫了一封信，提出關於籌備“斯民校慶”之事。

　　楊士安先生的苦心沒有白費。經過有關部門的層層批復，提案終於得到通過，並擬定於2005年11月舉行“百年校慶”。老師們都鬆了一口氣，一度為學校命運憂心的村人們也轉憂為喜——這意味著學校不會隨意被撤並了。

　　當年11月5日，來自海內外的斯民校友重返故園，白發蒼蒼的老校友們坐在當年的教室裡，唱著當年校歌，重溫同窗共讀的歲月。在斯民小學歷史上，這是最隆重的一次校慶，也是斯宅村近百年來最盛大的一次慶典。從此，遷移學校的計劃不再被提起。2006年，浙江省教育報刊社發起評選100所百年歷史名校活動，諸暨市有兩所小學位列其中，斯民小學即為其一。

　　今日斯民，路在何方

　　從1905年創辦至今，斯民小學跟隨著大時代的變遷，一路風風雨雨走到了今天。如今的斯民小學有一到六年級6個班，10位教師，150名學生，其中約一半學生寄宿。校長斯劍光自2005年始，已經在這所學校工作了10年。他也是80年代斯民小學畢業生，90年代初畢業於諸暨師范。他的家在城區。按他的情況，本可以調離斯民小學去上一級學校工作，但他年復一年地留下來了。

　　斯校長告訴我，由於學校師資配備不足，做校長的他每周上14節課，有語文課和書法課，平時還要參加各種會議，應付各項檢查，很難有時間去履行自己的職責。謙和朴實的他說起這些頗為無奈。

　　在交談中，筆者發現，作為任職10年的斯民小學校長，他對學校的現狀是有隱憂的。2011年，浙江省教育廳頒布了新修訂的義務教育標准化學校基准標准，像斯民小學這樣的村小，都配備了計算機教室。但學校的“軟件”問題始終存在，且相當突出，包括課程安排問題、師資問題和辦學經費問題。

　　我問斯劍光校長，如果按你的設想，要把斯民小學辦成一所有特色、有活力的鄉村學校，需要哪些條件。斯校長思考良久，給我列了三條：

　　一、具有課程設置的自主權﹔如適當增加語文課課時，除省定教材外可自行選擇古詩文輔助教材，放寬標准化驗收的標准。

　　二、有聘任教師的自主權﹔即校長可以聘任志同道合的老師一起組隊，政策上對這些教師給予一定傾斜，如有培訓方面的優惠條件。

　　三、有額外的經費支持﹔以百年名校的名義，給予每年3萬∼5萬元教科研基金撥款。

　　對於第一條，斯民小學已經開始做了，每天早自習的時間都會安排學生誦讀《弟子規》、《千字文》、《論語》等古詩文，但斯校長覺得還應該落實到課時上，這樣才能為孩子切實打好母語文化基礎。第二條其實就是師資問題，這也是當下鄉村學校普遍面臨的“軟件”問題。

　　近些年，斯民小學也像許多鄉村學校一樣，經常有志願者到學校來支教。其中有兩位志願者給斯校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位擅長美術，帶學生到村裡寫生，畫那些古民居的門楣窗櫺，雕梁畫棟。孩子們非常喜歡，一時間，對美術課的熱情幾乎超過了語文算術。可一年過去，那位志願者老師支教結束離開了，孩子們畫畫的熱情一落千丈，很快便不碰畫筆了。還有一年，來了一位愛好音樂的支教女老師。這位老師天天帶著孩子唱歌跳舞，校園裡從早到晚歌聲飛揚，學生也變得快樂活潑。可同樣好景不長，規定的支教時間一到，這位女老師走了，校園裡的歌聲也跟著消失了。

　　這兩件事深深地觸動了斯劍光校長，他想到，如果一個校長沒有聘任教師的自主權，學校很難辦好。他特別希望能吸引那些有教育情懷的，願意在鄉村學校長期工作的老師到斯民小學來，結成一個志同道合的群體，這樣就能慢慢改變學校的面貌。為此，他設想，如果每年有3萬元的教科研基金，就可以自己聘任一兩位有音體美或書法特長的教師，學校就會變得不一樣。

　　筆者聽了感覺頗有道理，但仔細一想又有些酸楚：區區幾萬元的經費，對於一些城市小學來說，或許只是一個零頭﹔可對一所鄉村小學而言，卻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概括起來，斯劍光校長提出的這三條：一是課程設置的自主權﹔二是招聘教師的自主權﹔三是學校辦學經費的自主權。尤其是人事權和財權，這兩條幾乎是每個基層校長的痛。

　　如果時間倒退到60年前，斯民小學是擁有這些權利的。當時課程設置是由學校決定的，包括教材選用。學校教師由校長直接聘任，而校長是由學校董事會聘任，董事會則是由地方士紳組成的。學校辦學經費則主要來自宗族祀產田、義塾田，加上部分寺產和山場等，並由董事會委托長於理財的族人經營生利。這些條件相互制約，構成一個鏈條，保証一所學校的良性運轉。

　　誠然，歷史不容倒退，但返本是為了開新。筆者設想，對於斯民小學這樣一所百年歷史名校，省一級的教育主管部門是否可以在政策上有所“優惠”，即能否像改革開放之初的深圳特區一樣，比方將此類學校作為鄉村教育實驗校，在辦學上給予一定的自主權。不過，筆者和斯劍光校長都清楚，這些設想或許過於“天真”。

　　如果把中國教育比成一棵參天大樹，千千萬萬所鄉村小學就像大樹的千萬條根須。它們深深扎入大地，並源源不絕地將養分輸送到枝枝葉葉。中國近現代諸多杰出人物都出自鄉村，如康有為、梁啟超、胡適、陶行知、毛澤東、鄧小平等。他們在鄉村接受啟蒙教育，又從鄉村出發，走向現代中國的廣闊舞台。我們無法想象，沒有“鄉學”的中國是什麼樣的國家，沒有“鄉學”的中國歷史將如何書寫？

　　臨行前那天上午，筆者在斯民小學的校園徜徉。孩子們正在教室中晨讀，清亮的書聲飛出校園，打破了斯宅村早晨的寧靜。有兩個男孩子正揮著掃帚掃地，看樣子是輪到今天做值日。他們紅扑扑的臉上透出鄉村孩子特有的健康淳朴。我走近去問其中一個：“喜歡自己的學校嗎？”“喜歡。”“為什麼？”“不知道……”他低頭腼腆地一笑，手中的掃帚似乎揮得更起勁了。（王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