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時評：辭官現象折射“官念”之變

　　改革干部人事制度，讓官員能上能下、能進能出，使有序流動成為新常態，人們就會以平常心對待辭官現象

　　不為“良相”，願為良醫。日前，陳延武辭去湖南益陽政協副主席，抖落一身“副廳級”光環，當起了“陳老中醫”。年過半百，淡然告退。

　　官，本是一種社會職業，同醫生、清潔工等各行各業一樣，都是社會的需要。有許多一技之長的人，走上管理崗位，甚至棄“專”從政，把專業知識與精神帶入了新的領域，當然，也可能會有“工作需要”和“個人興趣”的矛盾。陳延武也曾在仕途奮斗，以求實現抱負。只是，驀然回首，發現從醫之心仍“在燈火闌珊處”，毅然離開，既是追尋個人夢想，又是對身份的重新定位。

　　這兩年，干部辭官已不新鮮。有為求圓夢辭職的，如北京市昌平區原區委書記關成華，重返大學校園，潛心讀書、觀察、思考。有想“自我掌控生活”辭職的，如浙江省平陽縣原副縣長周慧在辭職感言中說：“這一刻，仿佛雲淡風輕。”有因為工資低辭職的，如四川古藺縣石寶鎮原副鎮長趙光華，吐槽工資僅夠給孩子買奶粉、尿布，工作6年還靠父母接濟。有不滿足現狀辭職的，如廣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處原處長陳偉才，告別戰斗20年的公安崗位，改任珠海格力電器副總裁。

　　透過辭官現象，看到的是政治生態、社會發展的深層變化。

　　辭官者之所以有此勇氣，與改革深化、市場經濟體制完善緊密相連。回顧歷史，體制內的人曾三次集中“溢出”。第一次是上世紀80年代中期，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一批公務員趕潮下海﹔第二次是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后，改革開放步伐加快，民營企業政治地位提高，大量公務員再度辭“官”﹔第三次是2000年前后，政府機構改革精減人員，不少干部辭職。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為人才雙向流動奠定了更堅實的社會基礎。幾天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方案獲得通過。機關事業單位與城鎮職工的養老金並軌，更加促使人們以平常心看待“官”與其他職業間的多元選擇。

　　辭官者的動機千差萬別，但不能說完全與“為官不易”無關。十八大以來，從嚴治吏、反腐倡廉成為新常態。八項規定真落實，“老虎”“蒼蠅”一起打，當官有權不能“任性”，更不敢腐敗。從嚴治黨、從嚴治吏的大環境下，過去那些認為當官旱澇保收甚至油水十足的人，發現領導干部很多時候屬於“高風險低收入”的“弱勢群體”，千軍萬馬奔仕途的熱潮自然會有所降溫。

　　去職者漸行漸遠，在職者應忠於職守。“官”作為一種社會職業，並無好壞可言，但如何為官，是有好壞之分的。為官一任，不能因制度嚴了就“在崗不在狀態”。或會干不如會看，見風使舵，選擇性辦事﹔或會辦不如會推，推諉扯皮，不辦事、少辦事﹔或善為不如善拖，拖延應付，馬虎辦事﹔或善管不如善轉，尸位素餐，吃公家飯，干自家活。這些心態與行為，既與為民宗旨不符，也與公職操守相悖。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建立通暢的交流渠道，讓官員能上能下、能進能出﹔改革干部人事制度，讓干部人盡其才，各盡所長。有朝一日，干部的有序流動，定會成為新常態。那時，再有辭官者，人們自會司空見慣、以平常心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