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 我的高考【3】

三

1981年浙江省高考的作文题目是：毁树容易种树难。体裁是议论文。

试卷刚分下，教室里即爆出一阵嗡嗡嗡的议论声：写人才，是写人才培养……监考老师发出严厉的声音：肃静，肃静，不能交头接耳！

百年树木，十年树人，当然事关人才了，题目一目了然，了无新意。但是，我想起潘老师厚厚的近视镜片后有点变形的眼睛，心中突然响起另一个声音：要别出心裁，要标新立异，要从旧瓶中翻出新酒，至少，也决不能跟他们一样！

凉毛巾和大鸭梨并没有让我心趋平静，一个民族对自己精英的摧残在刚刚过去的那个时代所达到的登峰造极更让我血脉贲张，朱光潜种地，钱钟书养猪，沈从文洗着女厕所。而更有甚者，胡风被拘痴呆，老舍被辱自沉，遇罗克被押上断头台……假如这个国家不能保护人才，仍在摧毁精英，那么即便培养出再多的俊彩，也不过是圈养了一栏待宰的猪羊。既然毁树容易，人才难得，国家就要出台宪章法典，从法律上保证，从根本上抓起，把重视人才、保护人才、培养人才纳入制度化的轨道，正如邓小平前不久所说的，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想到这里，我的心马上亮堂起来，笔就情不自禁地在试卷上沙沙而下……不到一个时辰，倚马立就。

当我抬头扫瞄，有好几个同学口咬笔端，持久不能立一言；终于发现“蓝气球”了，她居然还在托腮沉想，我心窃喜！虽然离交卷时间尚早，可我不耐烦了，竟然连必须的检查都不顾。走！我猛地站起来，把考卷叠好，在监考老师犹疑的目光、同学们惊诧的目光、特别是那几位漂亮女生钦羡的目光中，傲然离席，扬长而去……

县文教局教育股长徐寿长是个瘦小的病秧子，因医患关系与我父亲结下很深的友谊，他一直把我当作自己的亲侄子。当他巡查到我的试场，我老早出去了，他问监考老师：“李文崛这小子什么时候离开的？”

“谁是李文崛？这么多考生，我怎能一一记住！”监考老师是个刚工作不久的年轻人，他自然不知道谁是李文崛，并且更不明白这个瘦老头是何方神圣，怎么只关心一个考生？他看看校长也在，才认真想了想，说：“噢，是不是最早考完的那个？骄傲的很！”

徐寿长是有名的火爆性子，当他气急败坏找到我时，我正优哉游哉半躺在树荫下，把脚撂在水池里取凉，他忍着怒气问我：“作文写得怎么样？”

我颇为自得地渲染了一番，如何开头如何结尾，如何提出问题，如何自圆其说……还未等我说完，徐寿长早已火冒三丈，叫嚣道：“跑题了，离题万里了，那么明白的题目，居然写什么法制建设，砸了，肯定是砸了……”他还想骂下去，终于被校长拉走了……

我很不服气。我说，写人才培养才跑题呢，“毁树容易种树难”，这句话的重点就落在“毁树容易”上。虽然你们都不这样认为，但真理往往就掌握在少数人譬如区区不才我的手里，我敢打赌！

没有人公开认同我的观点。我想起半年前的一个疑问，一流作家与二流作家，精品或非精品，譬如孙犁的《白洋淀》与刘白羽的《长江三峡》，哪个更好？为什么更好？其评判标准究竟又是什么？我请教了几乎全校的语文老师，他们都说不出个道道。所以，面对老师们顽强的沉默，我颇不以为然。但是，教高一语文的叶希根老师说了一句话，把我的自信心打垮了。他说，李文崛的想法应该说也不无道理，但是高考评卷是有统一标准的，可以肯定的是，标新立异不是标准。

几个男生马上兴高采烈地高呼：“标新立异绝非标准！”

对于他们，我当然可以表示不屑，我沉默着不瞧他们一眼，并且牢记着鲁迅的话，连眼珠子都不转动一下。

可是，躲在边上的几位女生，当然也包括秀丽端庄的“蓝气球”，她们也在窃窃私语。“蓝气球”一脸不屑，并且说：“什么标新立异，就是想出风头！”

我气坏了，我的心已经愤怒成一个气球了，我气急败坏离开学校，气鼓鼓走在回家的路上。七月流火，闷热异常，天地间俨然如一个巨大的烤箱，把我身上的水分都烤干了，人几乎变成一只狼狈的烧烤。

一进家门，我猛喝了两碗凉茶，人虽然软得像根面条，但我必须打起精神。我知道徐寿长一定来过，父亲浓云密布的脸就是明证。但是，我不怕，我等待着父亲愤怒的山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