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清华大学因“非升即走”规定,决定不再续聘外文系讲师方艳华后,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毕业生、共计50多封4万余字的请愿书,希望将这位“因全身心投入课堂教学导致科研成果不足”的老师留在教学岗位。目前,方艳华已与校方达成一致,转岗为职员。然而“教学与科研孰重孰轻”的争论仍在继续。(7月29日《新京报》)
所谓“非升即走”,是1993年清华大学开始试行的人事制度,规定讲师、副教授在规定时间内学术成果不足以提高职称,应自行走人,后调整为“非升即转”。该制度效仿自美国名校,实行20年后还能引起如此关注和争议,一方面是由于“辞方事件”的典型性,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人们对于高等教育日渐密切的关注。
严格来说,规定颁布在前,方老师未达标在后,学校按制度办事,也无可指责。况且,在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中,高校拥有大量科研资源,承担着科研创新、探索未知的重要任务,从鼓励学术进步、促进教师自我提升的角度而言,“非升即走”其实是种激励体制,只教不研也的确有些浪费资源。然而,以中国传统观念来看,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不管是小学老师,还是大学老师,其本职工作就是教书育人,教出好学生就是有成果,且远比几篇难懂的论文,些许抽象的课题有意义,对于好老师不能继续教书这件事,大家的确很难接受。
教学与科研,本就不应分孰轻孰重。之所以产生争论,是因为普罗大众最为关心的教学质量,却没有与职称、论文一样,成为衡量教师能力,决定教师去留的评判标准。标准单一,引发的连锁反应,必然是教学的边缘化和科研的功利化。一方面,更多教师为了保住饭碗、谋求提升而汲汲于炮制论文;而另一方面,在汪山汪海的学术纸堆中,仍是泡沫太多,干货太少。当科研从高台跌落,异化为攒论文时,像方老师这样专注于教学,备受学生肯定的行为,便显得尤为难得。
在建设创新型社会的当下,依据一个死板的规定,去讨论没有论文的好老师该不该走,实在是一件无奈的事。虽然高校课程的教学质量,难有统一的评判标准,但一味强调科研成果,忽略教学效果,却显然背离了教育的核心价值。惟有开放观念,将教学方法的创新,专业课程的研习,教育理念的总结,以及学生反馈的效果,视为教学成果的范畴,纳入到教师评价体系中,方能避免“好老师不能教书”的尴尬,也才能更好的实现高等教育的社会价值。(屈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