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講師晉升之痛：職稱僧多粥少 評審標准常更新【2】

剛成為大學教師那會兒，張智杰覺得肩上擔負著光榮與使命，“一面挑著學生明天，一面擔著祖國未來”。

這種光榮甚至影響到了張智杰老家的村民——每當村裡有人辦喜宴，張家人往往都會被安排在上座。

可如今，“理想還是敗給了現實”。

而今，張智杰逢人都這樣告誡：“教學是良心活，但更重要的是科研。”她的主要精力也已經從教學轉移到了寫論文、四處求人發論文。

幾年前，雲南大學一位副教授坦然承認：大學教師如果想順著“金字塔”發展，做好教學是基礎，但一生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教學上，是“毀滅自己，照亮別人”。

激烈的競爭下，高校的講師們還能有多少心思放在教學上？

近日廣受關注的清華大學女講師方艷華轉崗事件中，世界各地畢業生發來50多封共計4萬余字的請願書，有學生在一篇日志中感慨：“清華學術大牛越來越多，教書教得好的老師卻感覺是越來越少。很多老師忙發論文，忙拉課題，忙培養研究生，真正能在培養本科生上花這麼多時間而且又如此優秀的老師，很少很少了。”

“牆裡牆外大不同”

32歲的黃建林是中部某著名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的副教授，回想一年前的參評經歷，她至今覺得緊張復雜程度“堪比電視裡的諜戰劇”。

從一個職稱到另一個職稱，黃建林總感覺有種說不清楚的東西，私下裡，黃建林把它描述為一堵牆，“牆和城不一樣。圍城是有人想進來，有人想出去。而翻過了這面牆，安全著陸，就沒人再想翻出去”。

牆內的風景美不勝收。

首先是名，“評上副高，才能被稱為專家，進入高級知識分子系列，可以在全國流動，有進一步提升的可能和社會名譽。”

更直觀的體現在於利。

表面看來，似乎只是工資條上的差別：做講師時，黃建林的年薪接近8萬元﹔在升為副教授后，年薪超過10萬。

更豐富的內涵則是，有資格帶一幫研究生干活，這都是收入的一部分﹔可以獨立申報課題項目，可以成為評審專家……

周光禮教授將之總結為“馬太效應”。

一個典型的細節是，一些學術期刊編輯看文章時，要看是不是副高以上的。同樣一篇論文，如果署名只是一個講師，編輯可能看都不看就丟到垃圾筐裡。

現實中，大學青年教師形容“三座大山”讓他們喘不過氣來——教學、科研、房子，這背后，如影隨形的就是職稱。

周光禮教授介紹，世界上所有的國家，從博士畢業剛入職到爬到教授職稱，收入差距最小的是加拿大，最大就是中國。

在中國，本來老師的工資就比較低，副教授是個門檻，評不上就關系到教師的生存，“不僅養家糊口不行，還會教職不保。”

兩年前，由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廉思老師領銜的《中國高校青年教師調查報告》為此寫下注腳。該調查覆蓋了北京、上海、武漢、西安、廣州5個城市供職於包括985高校、211高校、普通高校、大專院校和成人/民辦高校在內高校的5138名青年教師。

該調查顯示，作為近九成擁有博士學位的高知群體，高校青年教師是高壓人群。72.3%的受訪者直言“壓力大”，其中36.3%的人認為“壓力非常大”。

調查稱，多數高校青年教師都是“月光族”，每月能有結余的隻佔31.3%，23.7%的人收不抵支，11.8%的高校青年教師工作前幾年主要靠父母和配偶支持。

由於生活壓力大，不少高校青年教師不得不從事各種兼職，以代課、培訓、承攬項目等方式貼補家用，甚至有14.2%受訪者以兼職收入為主要經濟來源。

時至今日，這種狀況依然沒有得到明顯改善。

說起幾年前學校40歲以下的青年教師座談會上的一個故事，華北地區一位教授唏噓不已。

一位年輕的講師掰起手指算賬，扣公積金、扣稅、扣房租，一個月拿到手的錢不到3000元，所謂的年終獎要靠天收，為了養家糊口，隻有沒日沒夜的在實驗室裡干活。

這位時年35歲的老師擔心哪天猝死在實驗室，每個月專門花600多元買了一份保險留給女兒，“說著說著，他已經潸然淚下。”（應受訪者要求，張放、張智杰、黃建林為化名。）（記者 雷宇 實習生 郭哲 孫珮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