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新院士高福：H7N9研究要做就做世界一流【2】

40歲被訓得抬不起頭

留學生：可以跟我們分享你的留學經歷嗎？

高福：嚴格來說，我不是留學，而是游學，因為先后在英國、加拿大和美國多個國家學習。

是中英友好獎學金給了我出國的機會。從北京農業大學碩士畢業后，我一邊留校當老師，一邊申請出國留學，當時申請中英友好獎學金的競爭十分激烈，先從各個單位進行選拔，再通過國內的筆試，最后還有英國方面的英語考試。而且申請這個獎學金的限制條件比較多，其中有一項是年齡不能超過30歲，我是1961年11月出生的，28歲申請，29歲的時候被選上，到1991年才出國，那年正好30歲，算是踩著點過去的。

1991年，我被公派到英國牛津大學讀了三年的博士,畢業后到加拿大卡爾加裡大學待了三個月，拿到工作簽証后又在牛津大學分子醫學研究院做了三年的博士后研究，之后就前往美國哈佛大學，繼續做了三年的博士后研究，后來又回到牛津大學當老師，所以我的游學生涯主要由這“四個三”階段組成，在國外一共待了13年。

我在哈佛大學讀博士后的時候已經快40歲了，兩個導師要求十分嚴格，一把年紀的我經常被訓得抬不起頭，但根本原因終究是自己做得不夠好，隻能提醒自己不斷進步。

留學生：從中國到英國、從老師變回學生，對環境和身份的同時轉變是否習慣？

高福：我對環境的改變沒什麼感覺，即使今天在中國、明天在英國、后天在日本都沒絲毫關系，不管是生活習慣還是文化差異我都能很快適應。

只是突然變成一個純粹的學生有點不習慣。在國內，我畢竟工作了五年，每個月的工資大概是96元，加上自己做點小研究，手頭還算寬鬆，到牛津大學后，每個月隻能從咱們國家領到320鎊的生活津貼，房租就花去了一半以上，雖然也夠生活，但比較拮據。

說到這，我非常感謝我當時的研究所所長，他在發現了一名蘇聯留學生因生活費不夠，去偷偷打工賺外快的事情后，不但沒有懲罰，反而進行了一項調查，結果得知一個普通的英國學生每月維持正常生活的費用為370鎊，他為了學生一心做研究學習，拿出所裡的經費，將每一個外國留學生的生活津貼提高至370鎊，這也從側面反映出英國是個成熟、規矩的社會。

留學生：中、英、美三個國家的學習、生活環境有什麼不同？

高福：學習環境以高等教育為例，中國的大學是嚴進寬出，學生無法正常畢業的情況十分少，高校之間比的是就業率﹔英國、美國的高校則比淘汰率，以牛津大學為例，每年的淘汰率是20%，5人中間必淘汰1個，學生不得不用功。

至於生活環境，我在這三個國家生活多年，常常用這個例子來說明自己的體會：在同樣的一場談判中，我舉手示意說，我是George（高福的英文名）。如果這場談判發生在英國，英國人會說：“George，讓我們開始吧。”如果在美國，美國人則不管你說什麼，一切都得“出示証件”。而如果在中國，中國人不僅要求出示証件，還得驗驗真假再說。（笑）

可以說，三個國家的差異很明顯，相對而言，英國人活得最單純、最自在。在英國，社會問題並不完全靠法律解決，很多時候是通過社會公德去維系，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共同發展並相互促進的做法是正確的。

留學生：在國外，最大的收獲是什麼？

高福：昨天（2月21日）我接到《科學》的邀請寫一個有關活禽市場和H7N9禽流感病毒的社論，寫好后，我請一位英國朋友幫我改改英語，說好晚上11點回復給我，隻晚了幾分鐘，他便不住地道歉。打開文件一看，才發現他改得非常仔細，后來我也照著他的方法改下去，幾個標點和符號便弄到凌晨2點。或許那些小問題，我可以甩手丟給《科學》的編輯去改，但是崇尚完美主義的我不會允許自己這麼做。我希望從我這裡拿出去的東西總是perfect（完美）的，即使存在瑕疵，也是因為我不知情，而不是我懶得改造成的。

英國人民無論做什麼都非常認真，我之前做事就比較細致，在他們的影響下，我變得更加嚴謹起來，這是我在英國生活十幾年的最大收獲。這也正是我們缺乏的，很多時候，包括我帶過的學生，能應付就應付，總之先混過去再說，這表明了一種生活態度，我不相信持這種態度的人會獲得成功。

留學生：在國外待了十多年后為什麼決定回國？

高福：我是在2004年競聘微生物研究所所長的職務成功而回國的，就我自己的研究方向來看，在中國的舞台比在國外大，並且國家能支持我的科研，獲得比國外更好的發展條件，若還在國外，不可能拿到目前這麼多的課題，也不可能趕上H7N9禽流感病毒的研究。（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