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獨立學院要“分手費”該不該？

　　10年前，為解決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過程中的資源不足問題，教育部出台了8號文件，鼓勵支持民間資本與優質本科高校合作創辦獨立學院﹔5年前，教育部為規范獨立學院發展，針對獨立學院發展中的問題，出台了26號令即《獨立學院設置與管理辦法》，督促獨立學院在條件具備、雙方同意的情況下，在5年內獨立轉設。可直到現在，26號令框定的5年規范期已過，但在全國300余所獨立學院中，僅有30余所獨立轉設。（據《人民政協報》2月26日報道）

　　是什麼導致獨立學院難獨立？除了有的獨立學院想繼續靠母體校的品牌招生、辦學，不願獨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獨立學院想和母體校“分手”，母體校提出巨額的“分手費”要求，讓本來就辦學資金吃緊的獨立學院就這麼耗著。

　　從表面上看，母體校和民間機構共同舉辦獨立學院，出了品牌資源、學校資源（師資、校舍）等，在獨立學院屬於母體校不獨立時，收取管理費，在獨立學院提出分手要獨立時要“分手費”，是符合情理的——學校的品牌、資源不能白用，否則就是國有資產的流失，而獨立學院則是用國有資產牟利。

　　但這是基於把獨立學院作為營利性的企業而言的，母體校投入了資源，當然應該有所回報（甚至要根據所佔股份比例“分紅”），可獨立學院是營利性的企業嗎？就是按照2010年頒布的國家教育規劃綱要所確定的辦學體制改革精神，進行高等學歷教育的獨立院校，也屬於非營利性的民辦教育，是公益教育事業，而作為公益教育事業，是不得追求經濟利益回報的。

　　把獨立學院視為營利性的教育企業，很大程度導致我國獨立學院的畸形發展。有的獨立學院就做販賣母體學校文憑的生意，由於學生可以二本甚至三本的分數被獨立學院錄取，畢業時卻可拿一本母體校的文憑，這制造學校的不公平和學生的不公平，有的學校鬧出“學位門”事件，就與此有關，這種辦學思路，既敗壞母體校的聲譽，又影響獨立學院自身健康的發展——一些獨立學院死活不願意獨立，就因為自身沒有辦學的底氣。本來，如果獨立學院獨立，獲得授予文憑的資格，表明其辦學質量有保障，而一直授予母體校文憑，自己卻沒有獲得學位授予權，表明其質量並不過關，但鑒於母體校文憑“值錢”，不獨立的獨立學院反而招生受到追捧，這極具諷刺意味。

　　把獨立學院當“搖錢樹”，是背離教育規律的，這也把獨立學院一步步推向困境。有的母體校，每年向獨立學院要管理費，可獨立學院建設高質量的師資隊伍、提高教育教學質量，是需要加大投入的，由於錢要上交，學校無錢繼續投入，導致師資建設、課程建設、教改探索極為困難，進一步增強獨立學院對母體學校“品牌”的依賴性。再者，出於獨立學院“賺大錢”的定位，不少地方政府沒有對獨立學院的補貼，社會機構向獨立學院捐贈的也少之又少，獨立學院的辦學收入就源於學費收入，這種辦學模式根本無法持續。隨著辦學成本的增加，獨立學院的學費不可能一直上漲，本身辦學質量不高的獨立學院，表面風光，實則危機重重。

　　舉辦獨立學院，要回歸公益路線，不論是母體校，還是民間機構，都不要指望把獨立學院辦成“搖錢樹”。有人士建議，對於獨立學院的未來發展，要探索混合所有制模式，還要清理母體校究竟投入了多少資源。這是有必要的，這也是學校財務信息公開的要求。可是，理清資源的目的，如果是明確母體校佔多少股份，可能就是大的問題——是不是誰的投資越大，誰在董事會中擁有的話語權就大？沒有向獨立學院有任何直接投入的社會人士，就無權參與學院的管理、決策？

　　舉辦公益性質的學校，是不應該追求回報的，學校縱使有收入，都應該再投入到教育事業中，所以國外的大學，公和私其實並不是分得那麼清楚，只是舉辦者不同而已，政府照樣對私立學校有投入，大筆的社會捐贈進入民辦學校，也沒有誰要求佔多少股份。作為公益性質的學校，基本都建有基金會，學校所有收入全部進入基金會（政府撥款、學生學費、社會捐贈），對社會公開，再由董事會（理事會）決定使用，這樣的學校治理模式，確保學校的公益屬性，也讓學校健康發展，而不是讓學校成為牟利的工具，想著怎樣從學生身上發財致富。

　　這是我國獨立學院在獨立時，必須想清楚的問題。不論是政府部門、母體校，還是獨立學院的辦學者，都要想著如何辦好學校。不容回避的現實是，有一些介入獨立學院辦學的民間資金，想的還是賺錢，這就需要制度加以規范。以筆者之見，當前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學歷教育，宜歸類為公益教育事業，採取基金會—董事會治理模式，如果獨立學院採取這一治理模式，分手費問題、所有制糾結將得以化解，母體校的資源注入基金會，發展的還是公益教育事業，而非牟利﹔而對於非學歷教育培訓、成人教育、職業教育，可允許舉辦者注冊為企業，按企業模式經營。這可讓教育的公益屬性和產業屬性各得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