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深處的堅守:
老師劉保生在為學校唯一的學生上課。
林州西北,“北雄風光最勝處”的太行山橫亙於此,群峰秀拔峭壁險峻,是許多旅游愛好者和寫生者的鐘愛之地。
高家台希望小學就坐落在太行山深處,學校鼎盛時期有60多個學生、10多名老師,響徹山谷的朗朗讀書聲曾是叫醒大山和世居於此居民的“鬧鐘”。時光荏苒,隨著年青一代走出深山,學校日漸式微,到如今,學校隻剩下一個老師、一個學生和一座空寂的院子。
鄭州晚報記者
王戰龍/文 白韜/圖
一個學生的學校
黎明前的大山深處,山如剪影鑲嵌在夜空中。
崔隨娣起了個大早,在地裡轉了一圈回來,半山腰上依山而建的學校還沒有開門。
很多年前的這個點,學校早已經亮起了燈光,朗朗讀書聲響徹山谷,像個“鬧鐘”,叫醒沉睡的大山和世居於此的人們。
崔隨娣晃了會神,天色漸亮了,蜿蜒曲折的盤山公路上出現了兩個身影,一大一小,一前一后,“劉老師他們來了!”崔隨娣看著身影說。
這是個周一的早上,和其他學校不同,這裡沒有唱國歌升國旗儀式,隻有一個孤獨的身影,捧著課本早讀——聲音清脆單薄。
高家台希望小學建於1990年,由當地村民捐款和政府撥款共同建造。在上世紀90年代學校最鼎盛時期,有七個年級:學前班到六年級,60多名學生、10多名老師。
現在的校園,一片清冷,當年村民集資捐建的教室大門緊鎖,有些門上的鎖也鏽跡斑斑,窗戶台上一層厚厚的灰塵。
2012年,劉保生被調到高家台希望小學的時候,學校還有5個學生:3個一年級,兩個學前班,崔隨娣的孫子就是其中之一。
去年夏天,一年級的學生升至二年級后,就轉到了鄉裡最大的學校——距此幾十裡外的郭家庄中心學校。
僅剩的兩個學生,一個跟著父母去了別的地方,一個就是秦靖桅。
一位老師的堅守
劉保生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家住石板岩鄉石板岩村西灣小組,1977年,高中畢業兩個月后,劉保生被村裡聘為小學老師,至今已經過去了37年。
在那個人民公社年代,“教一天課等於一個工,10分,相當於一天幾毛錢。”劉保生說,“到了月底,公社還會另外補助兩塊錢。”
到了上世紀80年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席卷神州,“工資由村裡支付,一個月50塊錢”,直到2004年,劉保生才從民辦教師轉為公辦教師。
石板岩鄉位於林州西北部的南太行山深處,“奇山峻峰,群峰崢嶸,陽剛勁露,一派氣勢恢宏的北方山水風光”,早些年間,這樣的說辭也只是這個太行山深處鄉鎮條件“艱苦卓絕”的注腳。
37年的老師生涯中,劉保生的足跡幾乎輾轉過山裡所有的小學,在他的印象中,大多的學校都是“一到五年級,一個學校四五十個學生”。
其實,他也說不清楚,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學生就這樣變少了。在他記憶的深處,2001年左右,明顯感到鄉村的學生人數銳減,有些鄉村小學“僅有四五個學生,一兩個老師”。
“山裡窮,孩子長大了娶不到媳婦。”劉保生說,為此,很多家庭想方設法搬出了大山,走進了城市。他堅持認為這是當地學生銳減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私塾般的教與學
“騎,騎車的騎,馬字旁,上面一個大,下面一個可。”劉保生站在講台上,用教鞭指著黑板上的字,加重了口音領讀。
教室的中間,幾張桌子拼湊在一起,秦靖桅孤獨地躲在桌子背后。
雖然隻有一個學生,每天早上8點,高家台希望小學也會准時開門,按照既定的課時表,每天七節課,上午四節,下午三節,語文和數學穿插教學。
“有時候也會整個上午學語文,下午學習數學。”劉保生說,學校條件有限,平時都是自己出題或者利用資料對秦靖桅進行輔導,期中、期末小靖桅則要到郭家庄中心學校參加全鄉的統一考試,“春節前,他全鄉統考第一”。
念著課文,秦靖桅的聲音越來越低,越來越拖沓,劉保生敲了一下桌子,“休息十分鐘,踢球去”,孩子立馬來了精神頭,抱起足球就跑了出去。
“以前的時候,學生多,提個問題也是爭先恐后地舉手回答。”看著跑出去的秦靖桅,劉保生搖著頭,無奈地笑著說,“現在就這一個學生,有時候教的也沒勁,學的也沒勁,主要還是沒競爭!”
課間休息時,師生兩人主要的課余活動就是踢球,秦靖桅喜歡當前鋒,通常都是他主攻,老師防守。兩個人,你來我往,玩得不亦樂乎。
秦靖桅說,這是他最喜歡的時光,因為終於“有人陪我玩了”,他說可想快快長大,因為長大了就可以“到郭家庄中心學校上學了,那兒可多人呢”。
劉保生辦公室后面是一片菜園,一個人的時候,他就扛著鋤頭整理整理土地,種點蔬菜,自給自足——劉保生家距學校8公裡,山路崎嶇,每天往返並不現實。
周一來校時,他都會從家裡帶足一周的伙食。放學后,他就變身“大廚”,給自己烹制一桌飯。“下雨下雪了,孩子回不去了,我們倆就一塊做飯,一起吃。”
通常到了放學時間,秦靖桅的家人就會過來接他,如果家人臨時有事不能來接孩子,劉保生就騎著電動車,把孩子送到兩裡地以外的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