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　最可悲是教书匠

生 平：（1876—1951）张寿春，字伯苓。天津人，现代职业教育家，私立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西方戏剧以及奥运会的最早倡导者，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

师 承：张伯苓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后获得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曾受教于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桑代克等人。

高 徒：曹禺、老舍、梅贻琦、周恩来、吴大猷、范文澜、熊十力……

核心理念：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教育实绩：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南渝中学（重庆南开中学），成为民国时期中国私立学校的典范。西南联合大学创办人之一。1951年2月23日，因病在天津谢世。临终遗嘱敦嘱南开师生“拥护自由，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誓死抵制专制极权”。　　　　　　　

一次一学生质问：“您叫我不抽烟，您干吗还抽烟呢？”张伯苓一时无语，把烟袋撅断说：“我不抽，你也别抽！”从此一生再没有吸烟。

刘邓大军势如破竹直指重庆。1949年11月27日，蒋介石第二次来到重庆南开中学催请校长张伯苓到美国。蒋说：“去台湾也可以，无论去哪儿，生活一切等，都由我给想办法！”张伯苓低头不语。张夫人敢言：“我们哪里也不去，他舍不得儿孙，更舍不得他的南开学校！”此前，张伯苓收到周恩来来信说“不让老校长动”。这个抉择最终导致张伯苓晚年的悲剧。张伯苓用一生创办私立南开学校，及至暮年，却连校庆都不能参加，郁郁而终。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只有22岁的张伯苓开始在清朝学部左侍郎严修家里教书，讲授数学、理化和英语。英语教材是Scientific Readers，数学有几何、代数、三角，物理有力学、光学和电磁学。一百多年前，开私塾教数理化是新闻，就像今天开培训班教三字经一样。但教三字经还不是最让人气愤的，让全体学生下跪拜孔子乃至老师才是。

当时的张伯苓也做类似的出格行为。他和学生一起踢足球，一起玩玩惠斯特（桥牌的前身），带学生到城外骑自行车。他教照相术——摄人魂魄。他把一根长鸡毛掸子架在两张木椅之上，让学生跳过去，还不断往椅子脚上垫书本，让鸡毛掸子越来越高。他让学生撑膝弓背，学生轮流从同学背上跨过去，有伤大雅。但这还不算，他还“反对学生早婚”，在体育活动时师生都改穿短裤。

1875年7月6日，《纽约时报》有一篇来自北京的报道《令人恐怖的考试制度》，描述了孩子们扯大嗓门叫喊着背诵课文的情境，并批评“这种教育方式是填鸭式的”，“把人的知识来源限定在这些古代经典大师们的身上，是大清国教育制度最大的弊端”。

张伯苓倡导的新式教育以及师生关系，同样无法让老先生们接受。因张伯苓引入西方的话剧，并与学生同台出演，被人批评为败坏“士林传统”，有悖“师道尊严”，师生同台成何体统。来自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会的南开大学教授梁吉生在书中写道，这些人“散布流言蜚语，咒骂张伯苓‘数典忘祖’，蔑弃圣道，不得好死”。

胡适在论及这段历史时说：“这种师生间自由民主的共同教学和游戏，显露出年青的张老师是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南开中学时期的张伯苓喜欢清晨去学生的洗脸室，教农村来的学生使用牙刷和牙粉。

清末，西式教育东渐。1907年，张伯苓去日本考察西式教育回国以后，把塾馆改成私立中学，定名敬业学堂。力倡洋务的直隶总督袁世凯视察后很满意，一高兴捐银5000两，这就是南开中学的前身，也是张伯苓的成名之作。

虽然融资不容易，但张伯苓从来不吝啬于购买教学仪器。民国初年，美国哈佛大学校长伊利奥（Dr.Eliot）到南开参观，见中学有如此设施，深为赞叹，说：即使美国的中学，能有像南开这样的实验仪器者，也不多见。

南开中学之出名，除了西式教育之新颖，还因学校管理之严格。南开中学有不少富二代、官二代。富家弟子吸纸烟当时是时髦。每次假期回来的训育课，学校要检查手指的熏黄和口袋的烟味。一次一学生质问：“您叫我不抽烟，您干吗还抽烟呢？”张伯苓一时无语，把烟袋撅断说：“我不抽，你也别抽！”回到校长室把吕宋烟扔到痰盂，校工连呼可惜。张伯苓从此一生再没有吸烟。

南开中学时期的张伯苓喜欢清晨去学生的洗脸室，教农村来的学生使用牙刷和牙粉。他还常请学生到家里吃饭，周恩来回忆道：“我小时候，到张校长家总是给我贴饼子，熬鱼吃。”周在南开求学时家境不富裕，常在校外小摊吃一碗白水煮豆腐充饥。张伯苓得知后，免除了他的学费。后来周恩来领导五四运动被捕，出狱后张伯苓用“范孙奖学金”资助其赴欧留学。

张伯苓的性教育也胜过今天很多中学。他在修身班讲手淫的坏处，查禁黄色小说，严禁学生进妓院，还在妓馆多的街道派人巡查。无故夜宿校外，须详报行迹，甚至要到校医室验证。于是很多人放心把子弟送到南开中学——梁启超、冯玉祥、段祺瑞、袁世凯、黄兴、胡适、叶圣陶、张自忠、邹韬奋、陶行知……连东南亚的华侨也慕名而来。

张伯苓把他的南开系列开到大学那一年，正值五四运动，胡适和鲁迅同心协力打倒孔家店。南开大学的教育方针也一面倒。南开大学初期，张伯苓坚持全西式的办学方针。教师都是在美国留学的青年学者，“课程、教科书、实验、实验仪器，包括实验用的蚯蚓，都来自美国”。

模仿美国并没有让南开大学得到社会认可，被南开大学开除学籍的周恩来就向张伯苓提出过批评：只有国文一个先生讲的是中国话。这个矛盾终于在1924年爆发。商科学生宁恩承在学生会主办的《南大周刊》发文提出“轮回教育”，称南开的教育就是两个回路：从南开中学考到南开大学，大学毕业了回去教中学，或者到美国混几年回国教大学，教育严重脱离实际。梁吉生说：“有人冷眼相观：张伯苓办中学还可以，办大学行吗？”

文章一出，学生们都很赞成，留美教师们不高兴了，指责文章污辱师长。教员们召开临时会议，以辞职威胁。“双方各走极端，学生们仍按时上课，秩序井然。惟无教员到班教授。于各种罢课中，此类罢课办法，尚属创闻。”双方矛盾激化，张伯苓只好避到北京去。事后他说：“两个小孩打架，摔倒了，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各自回家吃饭。”

这个事件让张伯苓重新思考中国教育之方法，并发展出南开大学赖以成名的实业兴学路线。梁吉生认为张伯苓用其一生回答了中国教育面临的时代课题：“如何回应西方教育的挑战，如何摆脱传统教育因袭，自觉适应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也就是如何西为中用，用西式教育办中国事。

耶鲁博士、经济学系主任何廉强调统计的重要性，张伯苓问他：“你用这些数字干什么？”何廉说：“我的统计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用科学方法复兴中国。”张伯苓说：“你的方法常使像我这样的人用显微镜找大象。”1927年，何廉创办南开经济研究所，开始对华北地区的经济活动进行统计。发布“南开指数”，包括“华北批发物价指数”、“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天津对外汇率指数”，享誉海内外。梁吉生说：“旧中国没有统计局，经济信息来源在哪？就是南开的物价指数。外国人研究中国近代的经济，都要从南开拿资料。”

与国立大学不一样，私立大学必须找到自己的社会价值点，才能招来学生。1928年，张伯苓提出《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提出“土货化”方针，力图使大学从象牙塔走出来。当时开设了不少实用课程：讲演术、办公室管理、售货学及广告学等。南开大学与当时的实业结合紧密。梁吉生说：“化工是当时天津重要的工业支柱，30年代初南开大学就成立了应用化学系，研究成果无偿地提供给这些厂家。远到云南的厂家都来南开求助。张伯苓是最早探索大学教育本土化的人。”

甚至，一些与服务社会无关之学科也离开了南开大学。有一次，人类学家李济想在全国做头部测量，张伯苓问：“人类学的好处是什么？”李济冷冷地回答：“人类学什么好处都没有！”第二年，李济离开了南开。

给工商业培养人才的实业兴学可能是一所私立大学能走的最实际的路线。但这“唯利是从”让张伯苓的“实业兴学”受到非议，何廉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不欣赏自由教育，事实上在南开大学的课程表中看不出自由教育来，他的定向是鼓励职业的、实际的和技术性的学习。”

凭借这种实业兴学的路线，20年代后期，南开大学声名鹊起。梁吉生说：“抗战前，南开以管理严格和有出路著称，旧中国大学毕业就是失业，虽然那时大学生很少，但需求量也很少，南开从来没有失业一说，有些学生没有毕业就被人订货了。”有趣的是，今天的南开大学却给人“不问窗外事，只读学院书”的书呆子气氛。

张伯苓一生中被叫得最多的称谓是“张校长”，他是五所南开学校的校长——从小学到大学，现代称之为连锁教育集团。

张伯苓一生中被叫得最多的称谓是“张校长”，他是五所南开学校的校长——从小学到大学，现代称为连锁教育集团。刚开始当教师的张伯苓没有得到耶鲁大学甚至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也不是前清进士、举人乃至秀才。张父以教私塾为生，无钱供其攻读科举，他只好报考不用缴纳学费的北洋水师学堂，就像今天的穷孩子读师范大学一样。

毕业以后，张伯苓成为大清国北洋海军的一名见习军官。但年轻的张伯苓有官不当，决定转业当教师。即使百年后的今天，家人也不会同意辞去军职搞培训，但张妻很识大体，“只要你喜欢干教育工作，再穷我也不怕”。

有一首“天津小调”这样奚落老夫子们：“最可悲是教书匠……不够吃饭只可吃糠，半饥半饱度时光。家有半斗粮，不做孩子王。”张伯苓说：“教书不能发财，办教育也就不能发财。”这样的话换新东方集团的俞敏洪大概不会同意，但当时的确如此。张伯苓为了维持南开学校，成为当时有名的“化缘和尚”。化缘对象主要是当时的军政要员。有学生说：“我们不要官僚军阀、土豪劣绅的臭钱！”张伯苓对：“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

早期南开大学私立，资金来自校董事会及学费。梁吉生说20年代的南开大学的学费非常高：“一学年90块大洋，连其他费用一年下来要120块大洋，相当于中等收入家庭四五年的收入，一般人上不起。北京大学一年也就30多块大洋。”

私立学校比公立学校贵，百年来倒是没有太大变化。但坚持招生的独立性，这点没有传承下来。有一次甘肃禁烟总局王某人的儿子要入读南开，以貂皮、鹿角作为见面礼物。张伯苓只让他参加考试，并退回礼物：“既承厚意，理应敬谨拜受。不过收受后再将令郎考取，虽无清弊，在他学生闻知，恐即不免猜疑，实属多有不便。”有些无法拒绝的人情，张伯苓就顺水推舟，以双倍学费收为“试读生”，试读一学期或一学年，不及格就得走人。

如果张伯苓以卖文凭来赚钱，那几年后的西南联大可能只有两家，而天津也只会多了一所野鸡大学。1934年，张伯苓致南京政府教育部《天津私立南开大学申请补助书》中说：“高等教育，重质不重量。属校创立之始，即限定学生人数，15年来，无论经费困难若何，亦不肯以多招学生、多设大班为解决困难之方法。”南开虽为私立学校，但账目完全公开，放在图书馆里任人查看。张伯苓曾说，谁要是查当月账目，他可以五分钟之内告之。

张伯苓的人生有如周星驰的励志电影，讲述一个穷孩子不畏艰辛而后成为老板，最终官至一品的故事。张伯苓成名以后，在《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中讲述自己在通济轮亲历威海卫被英人强租之事，他当时“悲愤填胸，深受刺激！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及苓将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即肇始于此时”。

作为学校，南开二字延续到今天，但作为张伯苓的学校，一所私立学校，南开毁于日本。坊间流传，日军摧毁南开，因为“南开”二字暗喻“面南而开”，是为帝王之业。正确答案是南边那片开洼之地。1937年，日军把南开大学夷为平地之前还开了记者招待会。那时张伯苓应邀出席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的“国是谈话会”。时值暑假，负责留守学校的教务长拿着所有房间的钥匙，南下找到张伯苓说：所有的钥匙都在这，但是我们的学校没了。

这一炸，南开的校舍连同多年的教育精神毁于一旦。抗战胜利后，张伯苓再也无法筹款重建南开大学。1946年，南开大学被教育部收归国有，南开大学慢慢失去了生命力。1948年夏，张伯苓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不久辞去。有人评价他“官极一品却毫无宦场官气”，其实张伯苓之前就拒绝过两个一品官：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长和张学良的天津市长。后来，张伯苓还拒绝了跟蒋介石到台湾。

1949年以后，私立南开系列学校也都收归国有。张伯苓直到1950年9月才回津，第二天就去了南开中学。没有受到欢迎。教务处职员带他到会客室待了一会，“就来一个人员说要开会，把他轰了出去。他到南开女中去，没几分钟学生就起哄‘张伯苓！张伯苓！’”半个世纪后，研究张伯苓数十年的梁吉生在南开大学的教师公寓里讲述这段历史，情绪激动：“张伯苓说：‘我是被新中国抛弃的’。南开是他建的，几乎是他的私人产业。你可知道，1947年，他从国外回到天津时，整个城市夹道欢迎呀。几千人到了天津东站，基督青年会几乎决定整个城市的钟都要鸣响。”

1950年10月17日，南开校庆。张伯苓早早起来准备前去南开中学。儿子说：外面正下着雨，路不好走，您别去中学了。张伯苓一愣，儿子只好直说：学校来人了，不欢迎你去。张伯苓顿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颓然坐在椅子上。四个月后，张伯苓与世长辞。家人从他衣兜里发现7元多钱和两张旧戏票。张伯苓遗愿埋葬在南开大学校园内，但有人以南大是人民的不是张伯苓的加以拒绝。梁吉生叹息道：周总理要多说一句话也不至于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