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赛场上 中国大学人文学科的焦虑与抉择

中国大学从喊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口号的那一刻开始，就把自己送上了国际赛场。国际赛场使用国际标准，为了提高名次，需要改造自己，“国际化”自然成为大学改革竞相追逐的目标。然而，还有一种说法最近被提得越来越多，这就是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否则便不能成功。中国特色，当然要反映中国独有的价值，体现中国主体。人文学术率先肩负起这一重任。于是，中国大学的人文学科陷入了“国际化尚未成功，主体性更需努力”的双重焦虑。

最近，北京大学宣布启动“燕京学堂”项目，计划招收65%的国际学生，用中英双语授课，学制一年，授予“中国学”硕士学位。项目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称，要建设“兼具中国主体和世界眼光”的“中国学”，“服务于国家战略”。此举可谓及时回应了“有中国特色”的要求，似乎也抛出了中国顶尖大学应对国际化与主体性焦虑的首个方案。然而，“燕京学堂”项目自公开之日起就备受质疑。寄予过高的学术期待，不符合一年制硕士项目的国际惯例；用外语教授“中国学”，国际生多于本国生，也与“中国主体”南辕北辙。这样的“燕京学堂”本身不值一驳，但却提醒我们，身处中国大学人文科学陷入焦虑和等待抉择的关键时期，有必要认真思考：我们的文史哲究竟在世界上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在与国际接轨和“坚持中国主体”方面已经做了什么，还需要做什么。

不久前，一位美国名校的中国史教授休学术假，顺访北大。我指着校园里的一座建筑告诉他，这是专门延请海外汉学家访学讲课的地方。他说：“你们现在研究做得很好，为什么还要花钱请他们来？”这话从一位“洋教授”口中说出，多少让人有些意外，但也能够反映一些海外中国研究者的真实看法。他们认为，国内的中国史研究已经具有国际水准。有海外学者甚至公开提出，应该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学，尽可能用中文写作，与中国学者加强交流。当然，也有更大一部分的海外中国研究者仍然主要从资料的角度引用中国学者的成果，重考古报告、古籍整理而轻视论文专著，认为以国际标准衡量，中国学者的研究中存在很多偏见，水平尚有差距。

海外学者的这些看法，可以帮助我们清醒地认识自己的优势和不足。就我相对熟悉的唐以前历史而言，日本学者整体较强，欧美学者比较擅长先秦两汉，魏晋隋唐稍弱。中国学者在50至70年代全面落伍，从80年代开始追赶。现在，改革开放以后培养起来的第一代学者水平不逊于海外，最近的新生代则可以说已经在同年龄段中相当领先。当然，这主要是从研究课题范围和细致深入程度而言。我们有语文和人数上的天然优势，加之近年来日本和西方的中国研究趋于萎缩，彼消此长，取得领先既不足喜，也不足怪。现实的另一方面则是，对于我们的上述优势，海外中国研究者尚未完全认可。一部分原因是我们的国际化还做得不够，不少学者缺乏跨文化比较研究的视野和推介自己学术成果的能力。还有一部分原因则在于，以英语世界为中心的西方掌握着国际学术的话语权，这一点也许更具根本性。处在这样的现实中，接受西方主流的学术方法和问题意识，用英文研究和写作，当然更容易赢得认可，从而融入国际学术。筹办中的“燕京学堂”意欲突出英语教学，重金聘请美国教授来讲“中国学”，以求与国际接轨，就是采用这种思路。

然而，人文学术毕竟不同于自然科学，它承载着一个文明的语言文学、历史记忆和价值体系，承担着确立文化主体、维系群体认同的功能。在世界一流大学中，研究本国的人文学术与“外国学”在学科设置和研究取向上都内外有别：本国本文化的研究居于人文学术的核心地位，均是文学、历史、哲学分科，不见有一锅煮的“本国学”；外国研究的问题多受本国启示，本国研究的问题则多取自自身脉络；研究外国，较少关注政治史、制度史，而对本国，政治史、制度史一直是教学和研究的重点。在这些展现主体性的方面，中国大学人文学科的设置和中国研究的取向，应该向西方的本国研究看齐，而不仅是与海外中国学类比。就此而言，我们当前的学科设置和基本做法正是近代以来学习西方的结果，符合国际惯例，已经跟国际接轨，要做的是继续前行，小心脱轨。

如果未来想要更进一步，应该怎么做？为此，或许可以看看著名海外华人学者余英时先生的思路。余先生70年代在美国获得终身教职后，便主要用中文写作，英文论著一般是概述中文论著的大旨。曾听一位美国学者抱怨余先生“不遵守学术规范，我们写的文章他都不引”，可见他的研究风格和取向与美国学者很不相同。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余先生获得卓越成就和崇高声誉，2006年，他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授予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我想，用中文研究，意在从传统中国提取问题；以英文撮要，是要将中国学术引入西方，作为公共资源解决西方的问题，从而获得了尊重。这是余先生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如果我们能够从本国研究中提炼他人无法提出的问题，总结方法，形成理论，产生真正包含中国特色与中国智慧的学术成果；如果这些成果能够被海外中国学研究者吸收，介绍给所在国，被中国的外国史研究者利用，研究各自的对象国，那么，中国学者的中国研究才能真正成为国际学术主流的一部分，中国的人文学术才能真的实现国际化与主体性，为人类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

在做此畅想的同时，我们也要知道，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人文学术国际化和主体性的最终实现，需要以中国学术的整体发展乃至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国际形象的改善为背景，并与这些因素携手共进。在此进程中，我们的大学不应夜郎自大，也不必妄自菲薄，需要做的是充分利用近百年来学术现代化打下的良好基础，脚踏实地，将主要精力投入教学与研究。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一味盲目地上马新项目、打造新工程，朝三暮四，不停折腾，最终可能会断送中国大学的未来。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陈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