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面来风 专家为自主招生“诊脉”【2】

【给自招挑刺】

上海大学副校长叶志明：忘记初衷，自招易异化为“高考的平方”

选拔形式只是一个 “怎么做”的问题，相比之下，各方应更加关注自主招生“为什么做”，只有始终坚持“引导素质教育”的初衷，才能令自主招生真正成为高考选拔的有益补充，否则可能在高校间争夺生源的拉锯战下，异化为“高考的平方”。

一种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在实践过程中就应不断反思、完善，否则一旦“走偏”，再想拉回来重新起步，很有可能已经失去了公众的信赖。自主招生已到应该反思时。当初设计自主招生政策，正是希望克服高考选拔 “一考定终身”带来的弊端，为更多偏才、怪才辟出深造通道。可如今不少高校的自主招生实践结果是否达到了这一目标，还有待检验。

现实情况是，许多高校自主选拔不仅设有学科考试，而且比高考难度更高。考生要想通过测试获得选拔资格，只能无奈陷入另一个“应试怪圈”。原本通过高考能考进学校的学生被选拔录取了，浪费了学校、考生、家长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更重要的是，对引导中学素质教育毫无帮助。

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把统一考试交给社会中介机构办

自主招生应扩大学生选择权，由社会中介机构举办考试，相关高校自主选择认可，考生可根据学校认可的联考成绩，去参加考试。美国大学基于SAT的自主招生，当初也是源于哈佛大学采用SAT作为申请入学成绩，其后再逐渐为其他大学认可。除了SAT外，在美国还有ACT、AP等成绩也被一些高校认可。这些考试之间是竞争关系，从而提高了考试评价水平。

比较理想的自主招生形式其实还是采取一次覆盖文理科目的统一考试，但不像高考那样统一必考科目和评价标准，而是各校都有各自的必考、选考及评分、选拔标准。比如，有的院校选择理工科目成绩作为最大权重，有的院校则可以只看重文科或综合科目。在这样的自主评价体系下，各校可以招到适合自己的学生，学生也可以同时拿到同类型的几个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增加可选性。

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教授章友德：诚信机制不健全，任何软措施都会让人生疑

尽管30多年来，对高考的争议和探索从未停止，但是它仍然是全社会比较认可的选拔制度。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就是说，现行高考制度，不仅靠国家教育政策在强制执行，背后更有其他领域强大的社会基础、价值观的支撑，分毫的微调，都将牵一发而动全身。其次，当一个社会的诚信机制尚未完全建立时，往往只有一刀切的硬标准，才能取得多数人的信任。现阶段任何灵活的软措施，在老百姓看来，都有为“潜规则”开路的嫌疑。

很多人都赞美，国外的教授何等有地位和威信，几乎说一不二，教授的推荐信，相当于我们高考的考分。但是同样，他们如果犯大错，对职业生涯的影响和惩戒也非常严厉。所以教授珍惜自己的羽毛，并不仅仅依赖道德自觉，也有外部的压力。

同理，我们的自主招生在 “人试”的背后，还需要一系列制度和章程的保障。教授也是人，如何减少主观因素，增加透明和公正，是自主招生必须思考的。大学千万不能把自己的探索只看成自己的事，与社会有效沟通，接受公众监督，才能形成良性互动。中国大学的改革历时尚短，远没有树立起自己的公众形象。此时此刻如果简单地借鉴西方的软性选拔手段，很容易好经被念歪。

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于海：国情决定了素质教育是进大学后的任务

我反对自主招生以素质为主。因为素质教育，其实是拼一个孩子的家庭文化资本、社会资源。比起应试，素质教育更体现出城乡资源分配的不公，自主招生更加剧了这种不公。对贫困地区的学生来说，至少死记硬背、吃苦读书，还是能考上名校。以中国的国情，只有等学生进入大学以后，再想办法培养他的全面。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彭诚 （化名）：被包装的素质，远离了我们的期望

现在的孩子真的很聪明，钢琴十级、书法十级、优秀学生干部……自主招生要求的基本素质他们都具备。看起来无可挑剔，比我们当年优秀多了。但深入接触之后，问题也不少。

比如社会责任，谈起来都头头是道，实际上却真假莫辨。我自主招生面试过一个中学生说，他有亲戚在穷乡僻壤当校长，他说自己毕业之后想去那里任教，讲得声泪俱下。可之后他的同学又重复了一模一样的故事，明显事先设计过。我还碰到几个自称对时政感兴趣的学生，追问他们对一些新闻事件怎么看，结果回答都是千篇一律的 “外交部发言”。我希望学生能讲几句和官方发言不一样的，不用多，一两句就好，证明确实有过自己的思考，可惜没有。

几年下来，自主招生逐渐形成了应对模式，也变得像高考题目那样，可以去搞题海战、临时准备、编故事，这并非我们所期望的。（记者 彭德倩 龚丹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