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為孩子成長再建“向陽院”

　　本報特約評論員姜泓冰

　　不要說“向陽院”只是懷舊，它調動的其實是街坊鄰裡以及社區、社會的力量。教育不只是學校和家長的事，社區、社會機構原本就該佔據重要的一席之地。

　　呼吁了很多年的減負漸有成果：新學期開學，學校發下“減負課表”，不再為孩子書包沉重、深更半夜還在做作業心疼的家長，有了新的愁悶：學校兩三點鐘就放學，家長還在上班﹔如果沒有長輩可以倚靠，誰來接孩子回家，回了家的孩子又由誰來陪伴？

　　新華社記者的調查顯示，“放學早、接娃難”是很多省份、眾多家長的普遍煩惱。其實，這樣的難題，存在不是一年兩年了。以往不少學校開設晚托班，后來為了阻止晚托班演變成補課班、給孩子留出更多活動時間，教育部門對學生在校時間做了硬性規定，加之牽涉安全管理、人員開支等多種考慮，學校也寧願避嫌，一放了之。結果是，每到放學時段，上班的父母便開始三心二意，甚至有人中途溜出去接孩子。大多數年輕夫妻隻能拜托父母照管，無親可靠而有條件的，四處尋找商業寄放點，以至於各種社會培訓機構及缺乏相關資質保証的私人晚托班越來越紅火，有些還收費不菲，其結果往往仍是補課。

　　最令人不安的，大概要數那些進城務工人員的孩子。家庭經濟狀況、成員構成等因素，使得這些孩子不太可能有爺爺奶奶專門看護或是花錢報讀晚托班、興趣班，他們的父母忙於工作，無力照顧、更不可能輔導早歸的孩子。他們的安全、好習慣的養成，更值得關注。

　　這境況，讓人想起幾十年前曾經流行過的“向陽院”或“課外學習小組”：在學校放學之后，住在同一個社區、年級相近的學生一起做作業、讀書、玩耍、參加公益活動。那時，很多雙職工家庭同樣面臨孩子無人照看、無力輔導的問題，而“向陽院”不僅是一種解決方案，更成了在那個物質和精神生活雙匱乏年代裡長大的許多人記憶裡“陽光燦爛的日子”。

　　不要說“向陽院”只是懷舊，它調動的其實是街坊鄰裡以及社區、社會的力量。教育不只是學校和家長的事，社區、社會機構原本就該佔據重要的一席之地。歐美不少國家以及我國台灣地區，都能為我們提供類似經驗。內地一些城市如上海，近幾年也開始推廣這樣的晚托班——不教課，而是由學校、社區或社會機構提供場地、設施、工具，由社工、志願者和有服務精神的家長提供服務，讓孩子們一起做作業，更能發展自己的興趣，參加集體活動。

　　今天再辦“向陽院”，說來簡單，操作起來卻是個系統工程，需要創設更好的社會環境。比如，對“補課”和“晚托班”做出明確區分和界定，並實施監督﹔比如，政府能否為公益性“晚托”機構購買服務、予以扶助﹔比如，將各類“晚托班”納入相應的保險，使學校或社區不致因為顧忌個別意外事件而不願攬事﹔等等。

　　減負不等於將孩子早早推出校門，也不等於減去對孩子健康成長極為重要的那部分內容。減負的另一端是增效——讓孩子在豐富、活潑的生活裡，成長得更全面、更快樂。管理好“三點半之后”，關乎孩子的成長成才，更關乎社會和諧。為了新一代孩子課后記憶的“陽光燦爛的日子”，“向陽院”模式，很值得我們當作義務教育的一部分，去認真規劃、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