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郎朗：音樂是真正的橋梁【3】

一開始不喜歡貝多芬

留學生：在你心目中，艾森巴赫先生是個怎麼樣的人？

郎朗：第一次見到艾森巴赫先生是在1999年，拉維尼亞舉行“世紀明星音樂會”，音樂總監克裡斯托夫·艾森巴赫和執行總監扎林·梅塔負責組織，然后，我得了一個機會去拉維尼亞音樂節所在地和艾森巴赫先生見面，到了那裡，我看到一個留著徹底的光頭，雙手交叉在胸前的、很有威嚴的人，他就是艾森巴赫先生，這是我們第一次見面。

我們在國外合作過很多次，每一次都很有默契。他總是能對我的演奏提出善意的建議，敦促我在彈奏每一首曲子時注意表達自己的音樂個性。他給我信心，也總是在保護著我，他的支持一直堅定不移。

留學生：在你17歲時，你們就合作過貝多芬第四鋼琴協奏曲，后來也合作過貝多芬的第一、第五鋼琴協奏曲等，你是不是很早就開始彈奏貝多芬的曲目了？

郎朗：這是艾森巴赫選擇的曲目。貝多芬《第四鋼琴協奏曲》是一部非常有畫面感、色彩感和意象非常豐富的作品，艾森巴赫覺得這正是我擅長的，所以他就選擇了這個曲目。我在十一二歲的時候就開始彈奏貝多芬的《第四鋼琴協奏曲》，但當時我對貝多芬曲目的理解還比較淺。

留學生：那時還不太能理解貝多芬？

郎朗：貝多芬的曲目太大，不太適合小孩彈的，他給人的感覺是比較古板，他太強，所以一開始我並不太喜歡彈。后來巴倫勃伊姆（他是貝多芬專家）教我的時候，他覺得我長大了，可以學這個曲目，我才逐漸領會到貝多芬曲目的美好，我不再害怕，才可以去彈它。

現在如果不擅長是不會去彈它的，我每年都在學習彈貝多芬的曲目，我有幸師從許多貝多芬專家來學習彈奏貝多芬曲目的技巧，理解他的內涵。貝多芬不是個很感性的音樂家，他很理性，你不能想怎麼彈就怎麼彈，你都得依照一定的規矩。

我覺得貝多芬是個非常復雜的作曲家，在年少時，我雖然也彈奏貝多芬的曲目，但隨著年齡和閱歷的增長，我對貝多芬的理解也更深入了。貝多芬是我崇拜的偶像，他很嚴肅，他音樂中激昂的旋律、熱情奔放的曲調、豐富的想象力，都曾讓我沉醉其中。

歐洲音樂學院也很保守　

留學生：你每年演出約140場，而其中25場左右為慈善義演，你同時還擔任聯合國親善大使，這些是否會加重你的負擔，影響到你練琴的時間？

郎朗：不會。其實，每一次演出也都是練習的機會，它能讓你高度集中，將全部的感情都投入其中。每一次演出都是一次難得的經驗，讓你體會與不同的音樂家、指揮大師的合作是怎麼樣的狀態，對於音樂會有怎樣新的領會。這都是一個音樂家在成長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音樂家就像作家一樣，長期呆在家裡就一定能寫出好的小說？如果那樣就能成為一個優秀的小說家的話，那每個人在家就可以了。

我希望能以音樂為起點，幫助兒童實現他們的夢想。音樂是真正的橋梁，音樂的世界是一個真正沒有國界的世界。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慈善義演和聯合國親善大使的工作對我來說都非常有意義。

留學生：據說你希望成為一位音樂教育家，是這樣的嗎？

郎朗：我希望成為鋼琴表演藝術家、理論家和教育家，我有很多夢想，我希望我能全面一些。現在我已是多家音樂學院的客座教授，當然我現在還暫時不會將全部精力都放在教育方面，但這會是我努力和發展的一個方向。

一個音樂家不能教育學生，也是很遺憾的事。我昨天還在上大師課，這是給音樂學院的博士生上的。我現在時間還有限，以后呢，可以在大學裡多上一些課。

就國內的音樂教育而言，基礎教育很扎實，我覺得並不比西方差，但是對音樂內涵的理解可能沒有西方來得深入。而且中國的音樂教育常常為比賽所左右，我希望他們能真正地去喜歡音樂，而不僅僅是為了得到一個名次。

留學生：雖然這兩年國內的音樂人才輩出，但是似乎問題也不少，你對國內的音樂教育有什麼看法？

郎朗：國內的教育有些地方太死板了（當然這不是一概而論的）。應試不能成為音樂教育的首要問題，美國的音樂教育強調的是個性，更寬容一些，也更能讓我理解音樂的內涵。

當然，也不是說西方的就完全好，維也納這個音樂之都這些年為什麼沒有太大的亮點？有些歐洲的音樂學院也比較保守，守著教條，我覺得這是問題的關鍵。（記者 河西）

來源：留學生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