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稱外語考試，改革何時“動真格”？

新華社發

直到走出考場，劉霞緊張的心情才稍微緩解了一點。一個多月來，這位38歲的出版社編輯買參考書、上培訓班，甚至每天都要經受莫名電話、短信推銷“保過密卷”的騷擾，隻為了能盡快解決掉這隻堵在她職稱評定路上的“攔路虎”。

3月29日，百萬大軍和劉霞一起步入2014年度職稱外語等級考試的考場﹔30日，各地紛紛爆出考試違紀數字，四川省查出近百名“槍手”，寧夏發現193人違紀、118人嚴重違紀……這樣一場被網友戲稱為“年年被吐槽，年年都得考，還年年有人鋌而走險”的考試，究竟能否檢驗專業技術人員的外語水平？評定職稱是否有必要設定這樣一道“門檻”？喊了多年的改革無法落地，沉?又到底在哪兒？

A、職稱外語考試怎變成“萬人嫌”？

去年11月，一篇“作家鐵流為評副高職稱，考了12年英語、計算機”的報道，讓劉霞感同身受——算上這次，她已經第四次報名參加職稱外語考試了。“前兩次臨時有事，報了名沒去考。去年准備不充分，差了幾分。今年聽培訓班老師的話，押了好幾篇教材文章，可題型又變了。”大學畢業多年、平時工作又用不到一丁點英語，劉霞的英語底子早就被“撂荒”了，但為了評上副編審，她一次次“硬著頭皮上戰場”，“其實，就算死記硬背考過了，也不見得能提高外語水平。這種勞民傷財的考試為啥要年年考？”

聽了同事的勸告，在北京一家事業單位工作的小張大學畢業沒多久就報考並順利通過了職稱外語B級考試，可她依然有一肚子的抱怨，“清一色的客觀題，還能帶著字典查。雖然最后考試分數還不錯，可要是讓我寫份英文工作報告或是進行口語交流的話，就沒轍了。真不知道這樣的考試意義在哪裡！”

過於機械、為考而考、考用脫節，自20世紀90年代專業技術人員職稱外語等級統一考試在我國推行以來，這樣的弊端就日益顯現。此前更有媒體報道稱，我國目前學習英語的人數幾乎超過了某些英語母語國家總人口，但從事同聲傳譯和書面翻譯的高端外語人才依然嚴重缺乏，能勝任中譯外工作的高質量人才缺口達90%，絕大多數人則在通過職稱考試后便將外語學習撂在一邊，根本無法起到提升外語水平的作用。

“讓莫言去考英語，他也未必考得過。按規定，不過英語關，副教授、教授什麼的就評不上，可人家得了諾貝爾獎，這就是極高的專業成就。你說，把外語和職稱挂鉤到底科不科學？”某種意義上，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是職稱外語考試的“受益者”，曾在韓國、美國等名校留學的他輕鬆通過了外語考試，早早評上了正高職稱。可在他身邊，確實有不少人被這個“硬門檻”絆住了腳步。

“其中有不少人學術研究做得很不錯，可就是外語差了點。為了應付考試，還得專門復習。這些時間要是用在專業研究上，該多好！”在竹立家看來，評職稱的本意就是對專業技術人員在本專業研究上的認可，現行職稱外語考試“必須要改”，“有些需要掌握第一手外文文獻的專業，就是不統一考試，專業人員也有學術驅動力去學。有些不必要用到英語的專業，可作為參考項，沒必要作強制規定”。

B、誰是改革的“攔路虎”？

“大家反對的就是這種‘一刀切’的統一考試和不分青紅皂白就把外語成績和職稱挂鉤的簡單粗暴。”劉霞特別同意竹立家的觀點，也從不否認外語對於如今某些工作和行業的重要性。兩年前，她所在的出版社來了位清華畢業的女生，韓語日語英語樣樣拿得起放得下，因此獲得了單位開拓海外圖書市場的崗位。“可以根據工作性質的不同，對外語水平提出相應要求，但不應該由‘高高在上’的人社部門統一規劃，而應由每個單位自己決定。”劉霞說。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對於一些有特殊要求的行業，比如律師、教師、醫生等，必須有從業資質的要求，國家應該設立相應的資質考試，但這種資質考試應是社會化的考試。比如由第三方組織考試，考試的權威性得到社會普遍認可。”

這樣的“去行政化”，也是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眼中“人才管理評價體系應有的走向”，“職稱外語考試跑偏的根源就在於，本該由學術部門或業務部門決定的事項，被行政權力過多干涉，讓非專業機構來決定專業機構的事。更要明確的是，哪些工作崗位需要進行外語考量、哪些不需要，應該由每個單位的業務部門根據工作需要具體決定，而不是人事部門。”

而事實上，如此呼聲並非今日才有，但改變為何遲遲未見？

有專家表示，“職稱外語要改，還得向既得利益開刀。否則，恐怕職稱外語改革‘喊破了嗓子也甩不開膀子’。”記者查詢得知，除琳琅滿目的各種輔導教材外，一本署名為“全國專業技術人員職稱外語等級考試專家指導組”的職稱外語考試指定用書定價為45元，而一本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專業技術人員管理司”編撰的《全國專業技術人員職稱英語等級考試大綱》定價則為20元，報名費則因地域不同從30元到100元不等。僅這三項，以每年百萬人報考計算，就能收入過億元。

此外，“屹立”二十余年的職稱外語考試還滋生了繁榮的培訓班經濟。按照劉霞提供的一個電話號碼，記者在考試前一天聯系到一個自稱是“國家職業考試中心”的李姓工作人員，他自稱在“人社部裡有人”，並可拿到絕密試題，800元包過，考前拿題時先付一半，剩余考后付清。更有不少培訓機構堂而皇之地打出了“培訓老師來自教材編委”“比出題人更理解考題意圖”的旗號。盡管對於此類信息，人社部相關負責人此前曾表示均為虛假信息，但多年來如此培訓、包過機構同樣“屹立不倒”，讓很多考生不堪其擾的同時，難免心生疑慮。

C、“取消”還是“規范”，改革不能再遮遮掩掩

正因為以上種種原因，近年來關於職稱外語考試改革甚至廢除的呼聲一直不減。去年兩會期間，人社部副部長王曉初曾表示，職稱外語改革將進行試點，按不同專業領域進行劃分，突出實踐要求。但話音剛落，被某培訓機構尊為“職稱英語教父”的培訓老師便在其培訓網站上“安慰”考生，“三年五載改不了”。

記者試圖就改革試點效果、具體改革思路等採訪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相關部門，但直至發稿前，“相關負責人外出學習不能及時回應”，改革的具體進展情況仍不得而知。

而就各地的改革舉措來看，縮小考試范圍、放寬成績要求及延長考試成績有效期等或是此輪改革的重點。去年3月，中國外文局職稱改革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就翻譯系列職稱評審外語考試發出通知，規定申報翻譯職稱人員應參加職稱外語等級考試並取得合格証書，但在擁有留學經歷、出版過外文專著譯著、取得外語專業大專以上學歷等10種情況下可以免試。

北京師范大學則對教學科研系列和非教學科研系列作出不同要求，非教學科研系列仍按現行職稱外語統一考試制度執行，而教學科研系列的職稱評定則必須通過難度更高的WSK考試（全國外語水平考試，主要用於選拔國家公派出國留學人員）。

但在不少專家看來，這樣規范性的調整還是有些“換湯不換藥”。上海社科院人力資源研究中心主任王振認為，起始於20世紀90年代特殊背景下的職稱外語考試已經失去了其時代意義，必須進行“根本性的改革”，由評定職稱的必要條件逐漸轉變為參考條件。

中國人才研究會副會長沈榮華則認為，自己曾在十年前就提出的“三不原則”至今仍然適用，也可以此為切口推進整個職稱評定的改革，“‘不一刀切’，按崗位需求區別對待﹔‘不一票否決’，職稱評定要採取多元綜合評價標准﹔‘不一個模式’，職稱評定逐步與國際接軌，分職稱資格、職業資格和專業技能水平認定三個層面，所需要的外語條件也各不相同。”（本報記者 鄧 暉）

鏈接

1999年，全國專業技術人員職稱外語等級統一考試開始。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或晉升相應專業技術職務，須取得相應職稱外語統一考試合格証書。

2007年3月，原人事部印發《關於完善職稱外語考試有關問題的通知》，要求堅持從實際出發，區別對待，防止職稱外語考試“一刀切”和形式主義﹔符合一定條件的，可放寬外語成績要求或不參加職稱外語考試。

2013年3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王曉初表示，職稱外語改革將進行試點，按不同專業領域進行劃分，突出實踐要求。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