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副部長魯昕22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表示,我國即將出台方案,實現兩類人才、兩種模式高考:一種是技術技能人才的高考(也被稱為“藍領高考”),考試內容為技能加文化知識﹔一種是現有的高考模式。今后,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將向應用技術、職業教育類轉型。
消息披露后,質疑者認為此舉並沒從根本上改變高考單次考試、單一錄取的根本,不僅學生和學校的被動地位沒有改變,也難以撼動職業教育的羸弱地位。那麼,“藍領高考”的前程在哪裡?
近幾年來,我國每年從中高等學校進入勞動力市場的畢業生總量約在1700萬人,然而,高校畢業生就業難和技術技能人才供給不足矛盾已成為短期內新增勞動力就業結構性矛盾的突出表現。近年來,大學生“回爐”技校的報道屢見不鮮就是明証。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能通過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通過高考分流這支“指揮棒”,實現學生的學術和技能分流,不僅是對以往千軍萬馬過高考獨木橋、以致造成人才浪費現象的糾偏,也是對技能技術人才市場緊迫需求的現實回應,還是對10年前高校規模無序擴張的再調整,可謂“一石三鳥”。
當然,問題不會那麼簡單。盡管高考具有指揮棒的功能,但指望其“號令一出,應者雲集”恐怕也不現實。誠如一些質疑者所言,職業教育的前途,根本上取決於自身地位的改觀。應該看到,在人才價值由市場說了算的今天,一個工程師或者高級技師出身的“藍領”,其社會地位和經濟待遇已今非昔比,那麼,剩下的問題是:通過“藍領高考”通道被選進來的人才能否培養出市場真正需要的高技能人才?而要做到這一點,如果沒有用人單位——企業的深度參與是很難收到實效,這才是我們真正所擔憂的。
從我們既有的中高職人才培養模式看,企業的參與度不夠是一大通病。企業不僅在專業設置、教材選用、實訓方式等具體人才培養的過程中普遍缺少發言權,而且立法保障、政策優惠上缺乏足夠支撐,難以調動其深入參與的積極性,這一點恰是制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立的制度瓶頸。如果不在人才培養上與企業深度對接,不圍繞就業需求為核心的市場導向,單憑一個考試分流的引導,長遠實效難免會在執行中大打折扣。別忘了,即便沒有教育部的單獨推出高考舉措,高職單招、對口招生等類似的招考形式其實早已有之。從結果看,在企業參與不夠的情況下,前景並不樂觀。
從職業教育發達的德國看,無論是專科層次,還是本科層次的培養過程,都十分注重理論與實踐的緊密結合,其職業分類、專業體系、教學與實訓過程等方方面面,都要通過校企合作形成人才培養的完整鏈條。正是由於企業的深度參與,使得學生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學校學習,而三分之二的時間在企業內接受培訓,確保人才培養適應產業需求、職業需求,確保所培養出來的學生深受企業界歡迎。此外,為適應企業應用型人才培養目標的要求,國家制定選拔標准,要求學生有一定的職業技能和實踐經歷﹔政府部門通過對參與企業財政補貼等方式吸引校企合作等。德國、瑞士等發達國家的職業教育培養模式,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現代職業教育的發展趨勢,對我國職業教育的轉型無疑具有很好的借鑒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