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生課堂惡作劇：給耶魯教授一個鈴鐺

美國學生為何不尊師

楊陽：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因對資產價格的實証分析，而獲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席勒，最近在耶魯大學的課堂上遭遇學生的惡作劇。

據《耶魯大學每日新聞》報道，“席勒開設‘宏觀經濟學入門’這門課，為剛入學的十八九歲的學生講授。但因為在課堂上總是把諾貝爾獎挂在嘴邊，而遭遇學生的嘲笑”。報道稱，2月3日，就在席勒講課的途中，幾個學生忽然站起，“每人手中拿著一個鈴鐺，其中一男一女走上講台，把一件物品交給了席勒：一個邊上鑲著卷軸的‘獎狀’。這時，一個聲音傳來：‘既然你那麼愛把自己獲諾獎的事兒挂在嘴邊，說得比任何人都多，我們就頒發給你一個鈴鐺獎，以資鼓勵’” 。

席勒遭遇學生的當堂反對，並且付諸行動的事件，引起了諸多老師和學生的評論，有評論者稱：“拿著鈴鐺羞辱席勒的同學不顧席勒作為一名老師的身份，違背了信任和尊重的師生相處原則，違反了學生、老師之間關系一些不成文的規定。”而席勒本人，對此則泰然處之，他在事后接受採訪時表示：“這個惡作劇真是讓我有點兒不知所措，但是最后沒有大礙。指責我諾獎挂嘴邊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對於這樣的批評，我還是能夠承受得住的。”

耶魯大學師生之間的這一幕也引起了國內網友的關注和討論，有網友表示“不滿的話和老師明確或婉轉地指出就可以了吧？這麼做不尊敬老師。”而支持者則認為“不迷信權威是創新的源泉”。此外，也有網友調侃稱：“這也算新聞，可能在中國會讓人們感到驚奇吧。”

對此，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陽說：“發生這樣的事情並不奇怪，在教學中，每個老師的方式、習慣都不同，吸引學生，或者被學生反感的情況都有可能發生。另一方面，大學作為教育和學術研究的地方，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意見非常重要，如果有些表達意見的行為不合適，自然也會受到批評。”

什麼樣的老師吸引學生

老師在課堂上總是炫耀自己的成績，本身確實不是一個很讓人喜歡的行為，有的學生可以寬容，有的學生可能會表達自己的不滿，這都很正常。一個老師的好壞，一方面在於能不能吸引學生，另一方面在於他能否引領學生走在學術的前沿。

北京晨報：身為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卻在課堂上遭遇學生的惡作劇，這引起了很多人的討論，您是怎麼看待這一事件的呢？

楊陽：這並不奇怪，每個人的觀念和思想不同，老師在課堂上總是炫耀自己的成績，本身確實不是一個很讓人喜歡的行為，有的學生可以寬容，有的學生可能會表達自己的不滿，這都很正常。一個老師的好壞，一方面在於能不能吸引學生，另一方面在於他能否引領學生走在學術的前沿。最基本的，老師個人對於知識、學術的態度，是學生喜歡這個老師與否的重要變量，個人習慣問題可能會造成一些矛盾，但沒有想象的那麼嚴重。

北京晨報：這種類似的現象在國內出現過嗎？

楊陽：國內其實也很多，有一些老師上課時口氣很大、夸夸其談、過於自戀、喜歡炫耀自己，更有甚者在課堂上講自己和某某領導、某某企業家往來密切等，也會引起學生的反感。實際上，夸耀自我並不能獲得學生的認同，最好的老師，他可以用人格魅力去感染學生，這樣的老師，對於學生的人生觀、價值觀都會產生影響，甚至影響到學生以后對於人生和事業的選擇。其次，能夠按部就班地傳遞知識的老師，也算是一個合格的老師。再次，學術水平、表達能力等等都不足，反而炫耀自我的，自然不受學生歡迎。

諾獎得主在課堂上被學生惡作劇，其所引發的思考遠遠不至於惡作劇本身。諾獎得主、世界知名的經濟學家為什麼會給十八九歲的本科生講課，並且是如此基礎的入門課程呢？而被惡作劇之后，盡管不少人批評學生對老師不夠尊重，但席勒本人的態度卻很平和，認為“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楊陽說，其實這些現象，正說明他們尊重教育的規律，並且對教育本身有很好的認識，相反在我們國內，還有不少的大學和學者做不到這一點，這是值得我們大家去認真思考的。

教育的本分

大學是教育轉變的一個關鍵時刻，在進入大學之前，比如高中、小學等，基本上都是處於一個知識的接受過程中，而進入大學，則是進入學術領域的開端，這個時候如果有一個非常好的老師，那麼對培養學生的學術興趣，乃至於對於學術研究基本理念的建立等，都非常有好處。

北京晨報：世界著名的學者、諾獎得主去給剛入學的本科生講課，甚至被學生惡作劇，引起了很多思考，在你看來，應該如何對待？

楊陽：在歐美大學中，名教授、學術大腕兒給本科生講課是普遍現象，許多名牌教授在本科生入學時就擔任主要課程的教授工作，這也是尊重教育規律的一種表現。大學是教育轉變的一個關鍵時刻，在進入大學之前，比如高中、小學等，基本上都是處於一個知識的接受過程中，而進入大學，則是進入學術領域的開端，這個時候如果有一個非常好的老師，那麼對培養學生的學術興趣，乃至於對於學術研究基本理念的建立等，都非常有好處。相反的，如果這個時候的老師很差勁兒，那麼學生可能就此失去建立好的學術概念的機會，並非以后也很難再進入到學術研究的領域。

北京晨報：在國內，名教授不教本科生的現象屢屢引起批評，真實情況如何？

楊陽：在過去，上個世紀80年代的時候，也就是我剛上大學的時候，教本科生的基本上都是非常好的老師，但是現在，高校中大牌教授給本科生上課的確實越來越少，這是值得重視的問題，實際上不論教育部還是各個大學，都開始注意這個問題，但是效果並不是太好。

教授為什麼不講課

我們的高校對於教授的評價體系中，教學本身並非是非常重要的標准。實際上，不論是拿課題，還是評職稱等，都和是否給本科生上課沒有關系，硬指標往往都是科研方面的要求，而非教學方面的。這樣的情況下，要讓教授主動多給本科生上課，何其難也。

北京晨報：為什麼會出現名教授遠離本科教育的問題？

楊陽：一方面，上個世紀90年代的大學擴招中，研究生的擴招比例非常大，有教授職稱的，在此以后主要開始帶研究生，他們給博士、碩士講課就足夠完成教學工作量。我們知道，本科生的課堂往往是大課，研究生的課堂則相對很小，給研究生上課既輕鬆，又可以完成工作量，自然也就少有教授給本科生上課了。其次，也是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社會中的不正之風對高校的影響越來越大，名教授們面對的誘惑太多，走穴、講學、作秀等，還能剩下多少時間上課呢？

北京晨報：您提到已經有一些相關的措施，但效果不大，這是為什麼呢？

楊陽：近年來，教育部和各高校確實也都意識到這個問題，並且出台了相關的規定，比如說有的大學規定教授每學期必須為本科生講課多少課時。但是這些規定更多是針對一般老師，對那些名教授約束不足。因為名教授，往往都是學校中的學科帶頭人，對他們的教學考核，就不是特別嚴格。此外，我們的高校對於教授的評價體系中，教學本身並非是非常重要的標准。實際上，不論是拿課題，還是評職稱等，都和是否給本科生上課沒有關系，硬指標往往都是科研方面的要求，而非教學方面的。這樣的情況下，要讓教授主動多給本科生上課，何其難也。

雙重夾擊下的大學

大約是上個世紀90年代以后，那個時代的中國社會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大學也因此受到了資本的沖擊。當時，在整個社會走向市場的時候，高等教育對於如何獨立於市場、保持超然的問題上並沒有很好的解決方法，這使得市場影響大學過深，市場規則對大學的侵蝕嚴重。但另一方面，行政權力對大學的干預並沒有減弱。

北京晨報：為什麼我們的高校和歐美的高校會出現這樣的差別，是文化的不同所導致的嗎？

楊陽：不是。其實中國的高等教育體系主要是按照歐美的模式建立的，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教育大發展的時代，高等教育按照美國高等教育的模式建立的，也參考了一些歐洲大學的規則，當時，我們的教育理念和歐美差不多，教育的規則、方式等的差異也不大。上個世紀50年代以后，中國高等教育經歷了一個大的變化，即學習蘇聯教育，但是學習蘇聯教育之外，歐美的底子本身還在，而且學術教育領域裡面，兩者也有相似之處，並非完全不相干。到了開放以后，高等教育再次改變，學術氛圍回歸，當時大學中學術的理想主義色彩非常濃厚。

北京晨報：那麼是什麼時候開始發生變化的呢？

楊陽：大約是上個世紀90年代以后，那個時代的中國社會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大學也因此受到了資本的沖擊。當時，在整個社會走向市場的時候，高等教育對於如何獨立於市場、保持超然的問題上並沒有很好的解決方法，這使得市場影響大學過深，市場規則對大學的侵蝕嚴重。但另一方面，行政權力對大學的干預並沒有減弱。大學在市場和權力的雙重夾擊之下，越來越不太像大學了，某些師生關系變得功利、世俗、趨炎附勢，充滿著銅臭味道，大學的教育功能丟失。

學會正確使用批評

我們現在大學中學生對老師的批評，比較常見是用腳投票，他覺得老師不好，就不選這個老師的課了。這種反應其實很正常，學生作為受教育者，有選擇老師的權利。當然，也有批評老師的權利。但是現在，對於這樣的權利，我們的學生似乎還不太適應，或者說還不太會合理地使用。

北京晨報：國內大學中的學生對老師的批評似乎也不絕於耳，情況如何？

楊陽：批評很正常，一個老師如果有一點兒學術情懷，我想他應該能夠坦然接受批評。老師本身也是普通人，哪怕是名教授或學術權威，也不可能完全不犯錯誤，得意可能忘形，這很正常。如果能夠寬容接受批評，自然會慢慢形成一個良好的學術氛圍。另外一面，學生對老師的批評，也未必全都正確，所以理性地看待批評，才是一個合適的態度。我們現在大學中學生對老師的批評，比較常見是用腳投票，他覺得老師不好，就不選這個老師的課了。這種反應其實很正常，學生作為受教育者，有選擇老師的權利。當然，也有批評老師的權利。但是現在，對於這樣的權利，我們的學生似乎還不太適應，或者說還不太會合理地使用。

北京晨報：為什麼這麼說？

楊陽：如果覺得老師講課不好，直接批評或者向教務處反映等，都是很正常的選擇，都沒有問題。不過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現象，比如說學生打老師的小報告，指責老師教學之外的問題，比如打政治小報告等。課堂就是課堂，是進行教學的地方，和學術不相關的東西，不應該成為學生攻擊老師的武器，但是這樣的現象在我們的大學裡恰恰不少。這也是不正常的批評態度，或者說我們的學生還沒有學會如何正確地批評。

大學如何回歸教育

偽市場化固然不可能讓一個教育機構真正成為一個好的大學，同時行政權力的干預也使得大學越來越不像大學。今天我們說要去行政化，但是要實現很難，大學的資源配置、人事任命都是通過行政權力完成的，不改變這些基本的規則，去行政化就難以成功。學生和老師的關系也就不可能真正純粹。

北京晨報：那麼，您覺得怎樣才能改變這些問題呢？

楊陽：市場規則過分影響大學，解構了大學中的人文精神，權力的過度干預又使得大學行政化愈加嚴重，成了一個名利場。學術、教育的尊嚴盡失。而且，更需要注意的是，大學的市場化，其實是偽市場化，是一個外部市場化，內部通過行政權力配置資源的狀態。比如說，當前大學的辦學經費，基本上60%左右是依靠行政撥款，剩下的40%要靠學校自籌，但是對學校收費又嚴格限制，制定一個學費標准，所有學校一體遵行，不考慮辦學成本、服務質量，結果一流大學和三流大學收費差不多，但辦學成本顯然不同，學校隻好辦企業、辦班去創收。而且，撥款的部分，也存在很多問題，隻有一部分是直接撥款，其他的都通過課題等各種方式，讓學校去競爭。

北京晨報：所以說，要改變大學的風氣，在於改變辦學的理念？

楊陽：是的。偽市場化固然不可能讓一個教育機構真正成為一個好的大學，同時行政權力的干預也使得大學越來越不像大學。今天我們說要去行政化，但是要實現很難，大學的資源配置、人事任命都是通過行政權力完成的，不改變這些基本的規則，去行政化就難以成功。學生和老師的關系也就不可能真正純粹。(記者：周懷宗)

(原標題：給老師一個鈴鐺美國學生為何不尊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