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大學張旭東：出國是去發展自己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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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旭東，1986 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1995 年獲得美國杜克大學文學系博士學位，2005 年任美國紐約大學（NYU）比較文學系和東亞研究系教授、東亞系系主任。

再見張旭東，簡單的襯衫、西褲，鼻梁上的一副金絲邊眼鏡，顯得溫文爾雅，最關鍵的，還是那麼年輕。1965年出生於北京的張旭東，今年48歲了，可是，看上去和他的真實年齡少說也有 10 歲的差距。看上去年輕，資歷卻很老。美國紐約大學東亞系和比較文學系的雙料教授，並且擔任東亞系主任的他，在學界早已聲名卓著。

知道張旭東， 是因為本雅明。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張旭東儼然已成了本雅明的中國代言人。由他翻譯的《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一書在1990年代的青年人中廣為流傳，一時間甚至成為了先鋒知識分子的“識字課本”。

照例，和張旭東的對話還得從那本讓他暴得大名的譯著《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談起。談到這本書， 張旭東首先要感謝北大的圖書館。 “在80年代，”張旭東的眼前似乎閃過過往，“北大有個奇怪的傳統，就是他們借書會去看后面的借書記錄，看有誰借過這本書，找思想上的對話者。”

比如，找甘陽借過的書。雖然借書可以隻寫借書號不簽名，但甘陽借書大概就像中央領導寫“已閱”一樣，成了一種身份的象征。張旭東發現，他們借的書甘陽都借過，在北大，如果發現你借的幾本書對方也借過，那麼你就知道，這個人和你有著共同的興趣愛好，就會打聽這個人在哪兒，就會找上門去談。這也是交友的一種方式。

大四剛開始的時候張旭東開始翻譯本雅明。那時候他即將畢業，大家忙著分配、考研或者出國，很亂。畢業后他到新華社體育部擔任記者，新華社要坐班，坐班的時候他就在翻譯《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科長發現了很不高興，不過北大學生自由散漫慣了，所以他也沒有理會。1987 年年初，張旭東在新華社的資料室內把序言寫完，寫完之后交給這套書的編委會審稿，出版周期很長，1989 年6 月5日，他收到了2000元的稿費。已經在音樂學院工作的他騎著自行車從長安街上走過，到三聯書店的財務部去取錢，這筆錢算是救了當時正缺錢的張旭東的急。

在翻譯的過程中，1985 年，美國杜克大學教授、著名的西方馬克斯主義學者弗雷德裡克·詹姆遜到北大來講課。張旭東向詹姆遜請教了一些技術上的問題，這讓詹姆遜感到特別吃驚，他對中國學術界的印象就覺得這裡應該是一張白紙，本雅明在美國也可以算是一個前沿的新熱點，沒想到一個北大中文系的本科生已經在譯這本書，馬上就對張旭東另眼相看。詹姆遜問他想不想去美國跟他讀博士，但當時剛談戀愛、女朋友在國內、文化熱又如火如荼、有那麼多朋友、當時是半個文學青年半個業余哲學家、覺得國內很不錯的張旭東婉謝了詹姆遜的邀請。詹姆遜給人一個承諾就會記得，4 年之后，張旭東寫信給詹姆遜，問他現在出國還行不行？

“他回了信，說還歡迎。”張旭東淡淡地說。

劉小楓推薦本雅明

留學生：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接觸本雅明的？

張旭東：真正開始全面閱讀本雅明是在1985 年，劉小楓將本雅明的《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這本書推薦給我。但之前我通過接觸西方馬克思主義就對本雅明有所了解。上世紀80年代文化熱中非常熱的一點就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它們與當時非常熱的討論，如異化問題、馬克思《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都有關聯。年輕的一代對馬克思主義本身不一定感興趣，西方馬克思主義吸引他們的是“西方”這兩個字。那些學文學理論和哲學的年輕人覺得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現代西方的社會、思想、歷史問題都有很深的看法，在文學理論和美學上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體系，因為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方法是從文化著手，再上升到分析意識形態和上層建筑，他們首先接觸到的是文藝中的現代派文學。當時我們會喜歡阿多爾諾、布洛赫、本雅明、馬爾庫塞。其中，本雅明和阿多爾諾是比較偏文學的。和寫作《否定的辯証法》同時具有哲學家的一面的阿多爾諾相比，本雅明則更為文學化。本雅明不會去研究黑格爾這樣的純粹哲學問題，他是一位文學批評家、文化評論家、文學史家、自由撰稿人。

留學生：翻譯的時候有困難嗎？

張旭東：當時劉小楓是三聯書店《現代西方學術文庫》的副主編，他來找我，他覺得我在文學批評方面還比較擅長。之前我在翻譯海德格爾的《詩人何為？》、 《世界圖像的時代》，小楓對我說這些也很好，但是本雅明是你特別應該翻譯的。這是我第一次完整地看到這本書。現在回想起來真的應該感謝北大圖書館。那裡太全了，一個本科生到圖書館裡就能把原著給借出來。

我在上海上的中學，那裡外語教育抓得比較緊，同學們也非常在意， 考大學的時候雖然英語成績很好，但也不知道日后有什麼用。在北大分在快班，但老師跟我說快班對你來說也太慢，他說你自己去讀。我問怎麼讀？他讓我去讀原著。中學生初到大學，根本沒有原著這個概念，他推薦給我的第一本書就是海明威的《喪鐘為誰而鳴》，這是我畢生第一次借一本原版的英文小說，幾天就讀完了，覺得非常容易。此后我定期去圖書館借外文書。

北大圖書館相對於今天中國的財力、物力、全球化接軌的程度而言仍然非常超前。北大圖書館的編目非常完整， 除了特別前沿的， 你能想得到的書這裡都有。

留學生：在北大的時候，當時是否有很多沙龍性質的小圈子，大家沒事就聚在一塊談文學、討論哲學問題，像海子他們那樣？

張旭東：我認識海子，但交往不能算很多。中文系內部的人參加的沙龍不多，但是對廣義上的現代派文藝感興趣的還挺多。那時我和哲學系、外國哲學研究所的研究生、博士生成了朋友，經常參加他們的討論，雖然我是個 “外人” ， 但這個圈子也不是什麼秘密團體，定期不定期地會有一些學術講座，很開放，北大的學生可以到處去聽，這是北大的一個傳統。中文系本身的教育當然很重要，但我的興奮點不在這裡。你也知道，中文系的教育到現在還是這樣：古代文學、 現當代文學、 文學史、 古漢語、 黨史……還比較古板。

另外中學時的一些比較“先知”的同學會給你樹立一個很好的榜樣。我在中學的時候就基本上把西方名著通讀了一遍，包括李澤厚當時在談的書，我們也在讀。我們會非常關注什麼樣的書有出版，商務印書館的《漢譯名著》出一本買一本，那種求知欲現在難以想像。當時的人都很單純，沒有電視，沒有娛樂，所有的興奮都在思想世界之中，家庭和整個社會也支持你去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