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大學張旭東：出國是去發展自己的思路【2】

詹姆遜：學者的表率

留學生：你到美國師從弗雷德裡克·詹姆遜后，留學生的生活還適應嗎？

張旭東：特別適應，在學業上，甚至可以說不存在適應的問題。去了后很興奮，更能專心致志地學習。我也隻能算是走運，碰巧了，就我個人的經驗，很多人在國內還能用心讀書，可是一到國外，經歷了這麼大的變化，誘惑如此之多，需要應付的事也是層出不窮，反而讓你感到無所適從。

我剛跟詹姆遜的時候也不知道詹姆遜是什麼路數，但聊的時候就特別能對話。這就牽涉到另一個問題。我現在每年都在國內招博士生，發現大多數學生看重的是大學和導師的名聲，對自己日后的方向並沒有一個很清楚的規劃。出國是去發展自己的思路，而不是去換一個環境，如果是后者的話，自己在國內的學習在國外完全無用武之地，而國外的知識儲備又沒有到位，這樣的留學就會事倍功半，留學變成一個損失非常大的事。

留學生：你眼中的詹姆遜先生是個怎麼樣的人？

張旭東：他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學者。他對我做的事是一種証明，有他在我不會對自己做的事情產生懷疑。年輕人在學術上還沒有完全立足的時候需要相信一個東西，他就會給你這樣的信心。

另外從學術層面而言，他的思想既積極介入前沿理論，同時他的歷史穿透力又很強。他讀馬克思主義、黑格爾、斯賓諾沙、甚至中世紀的哲學，面對豐繁蕪雜的世界，當你無法應對時，他會給你在歷史和現實之間搭起一座橋梁。我很幸運，我在美國的很多同學隻學20紀后期的一些理論，但他們的歷史縱深性往往就會弱一些。歐洲的教育會強調歷史，特別扎實，但是又過於古典。

在教育上，詹姆遜是個非常慷慨的學者。對於中國學生尤其照顧，這種照顧不是說在生活上，他會非常期待你的學術發展。他肯定是一個西方中心論者，但他對中國也非常關注，這種關注讓我開始擺脫某種意義上的本位主義，使我發現，中國當下的許多問題，其實無時無刻不與世界性的問題盤根錯節在一起：革命、市場、國家、保守……無不如此。另一方面，詹姆遜的勤奮讓人印象深刻。他每天五六點鐘起床，看書寫作，晚上11點休息，天天如此，雷打不動。他的家很大，就像中國一個小村子，一看就是拒絕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家裡養了很多雞、貓、狗和羊。每年新學期開始都會在他家開派對，不過再高興，9點他也會准時去休息。

有一年我做他的助手，每天8點整他就會打電話給我，要我去借書。他的閱讀量和閱讀范圍給你定了一個標准，讓你知道一個學者應該是這樣的。他讀書幾乎都是照相式的，過目不忘，這也讓人非常佩服。

留學生：香港科技大學的陳建華先生上次對我說詹姆遜寫《政治無意識》的時候，直接就打下來，很少修改，所以非常難懂。是這樣的嗎？

張旭東：他寫稿一氣呵成，所以看他的稿子改動的地方很少。但他語言非常流暢，有人抱怨他的書讀不懂，可能是缺乏一些必要的知識准備，跟不上他的思路，跟他本人的著作並沒有太大的關系。

留學生：在中國，一個導師可以帶很多的研究生、博士生，甚至把自己的學術著作分攤給研究生來做，導師就變成了“老板”。你怎麼看？

張旭東：在西方絕對不會有這樣的事。 學問是個人的事，怎麼可以把它們讓別人代勞？中國的基礎教育非常好。但是就我個人接觸到的情況，中國的研究生教育和美國比較起來還是差距比較大。我們的中文系和西方民族文化的核心—比如英文系、法文系、德文系—仍然無法抗衡。西方的學術規范很嚴，大多數學者都有很強的自律意識，抄襲、作假、復制自己、說空話套話的現象、就不容易出現。國內硬性量化的東西太多，碩士生都必須在核心期刊上發表論文，而在西方，學者並沒有這方面的硬性規定。

美國出版社編輯的敬業精神也讓人佩服。我的書稿清齊定后寄給他們，他們會專門找一個 Copy Editor來審讀我的稿子，一般需要2個月的時間。從文字到句法到行文風格，一書稿打回來，密密麻麻幾乎每一行都有改動，貼滿了編輯的意見，得需要一個月才能把稿子修改完，出書的質量確實讓人佩服。

本雅明所面對的就是一個夢幻世界

留學生：我知道你在翻譯《拱廊計劃》，這本書的進程怎麼樣了？

張旭東：我和幾個博士生在美國翻譯本雅明的《拱廊計劃》，1000多頁，這是非常浩大的一個工程。這本書是本雅明的讀書筆記和資料匯編，不是專著。暑期和華東師大中文系和紐約大學東亞系合辦的暑期研討班，就是以這本書為核心讀本，來討論大都會的文化研究、現代性問題的基本方法、基本概念，從19世紀的巴黎出發來審視  世紀的上海。有些方法是可以借鑒的，比如我們現在還處於一個商品時代，如何看待商品？商品對我們生活空間的影響？資本和商品所構造出的物質符號世界，越來越密不透風。所以我回到它的源頭—本雅明19世紀的巴黎。
這本書即將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留學生：本雅明所感受到的震驚首先是一個感官的震驚，你認為這種震驚和都市化的進程有何關聯？

張旭東：這當然很有關。在農村、在傳統的世界中，生活都是連續的。經驗組織在傳統規范之中，一切都是規律性的，有章可循的。大都會裡的是陌生人，面對的是陌生人大量的聚集，這裡就會發生許多意想不到的事。工業文明給你帶來物質上的震驚、陌生感、自然的退卻和消失、速度的加快、空間的壓縮。

震驚的第一個意思就是信息過量，是一種傷害，造成視覺、聽覺等感官乃至身體和心靈的傷害。這種傷害淤積后無法排遣，就會變成病灶，抑郁症、精神分裂、異化……所有問題應運而生。這本書是從意識層面—而不是從馬克思從生產出發—研究我們被我們的文明塑造成什麼樣的人的問題。在后現代條件下，這一切都已完成，但在本雅明的巴黎，還都是源頭。

留學生：齊格蒙特·鮑曼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一書中分析納粹猶太人大屠殺的起源，認為現代社會將人變成大機器中的螺絲釘，正是現代社會將現代文明推向了大屠殺的深淵，你是否認同他的觀點？

張旭東：對，歐洲人特別強烈地感受到這一點，兩次世界大戰、大屠殺以及極權政治下的苦難，都與理性、征服、 控制、 人與自然的分離等現代性基本的概念有關。人把自然視作一個掠奪的對象，進而把人類作為工具，近代工業文明就會變成殺人的魔咒。這使本雅明這代人特別沉痛地感受到：災難成了常態？為什麼人們會去接受它，認為它是正常的？對於他們來說，美國和蘇聯都不是希望。所以他回過頭去研究，哪出問題了？

留學生：這是個越來越碎片化、越來越虛無的時代，你覺得還有解決的途徑嗎？

張旭東：現在來談解決還為時過早，但我覺得至少人們應該有反思的意識。這就跟魯迅說的一樣：鐵屋裡的人在昏睡， 有幾個人醒過來了， 可是鐵屋子無法打碎。那麼你是叫醒他們呢，還是繼續昏睡下去？本雅明和魯迅都談到了一個覺醒的問題，如何從這個商品拜物教的時代覺醒是第一步。

至於改造，也不是沒有人嘗試過。20 世紀是一個革命的世紀，最血腥最暴力最激進，也最理想主義，很多實驗都失敗了，但我們說我們就做順民了嗎？就滿足於小康了嗎？人生活在假象中是很幸福的，生活中現實中則必須承受丑惡、痛苦和殘酷。現在首要的問題是要告知他們，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馬克思就告訴我們什麼是資本、剝削、階級壓迫，將我們從物質的假象中剝離出來，重新審視這個物欲的現實。但如果大家連讀書的興趣都沒有，被商品和資本訓練得隻喜歡娛樂，那要求他們去了解和理解我們生活的真實現狀，也許也是一個頗為無奈的要求。現在教育是打開商品統治的一個缺口，培養他們閱讀和批判的興趣，這樣才可能談得上日后的解決途徑。

留學生：大都會是一個流動人口的中轉站，本雅明的行文風格也是游移不定的，充滿詩意因而是夢幻般的，你覺得他的文風是否也是現代性的產物？

張旭東：因為他所面對的就是一個夢幻世界。他必須用夢幻世界本身的語言來說話，他不是醫生來診斷病人，而是病人自己想從夢中醒過來，這個病人被麻醉了，但有可能以一種馬克思或者本雅明的方式來思考，而且他希望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他非常強調辯証法的意象就是夢的意象—你要從夢中醒來看自己的夢。夢和醒，生和死之間雖然是兩個世界，但同樣存在著一種從夢中看夢的狀態。這就有點像馬克思說的，假設有一種超越資本主義的更合理、更理性、更回歸自然同時又先進的社會，這個社會不可能把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都給拋棄掉回到原始共產主義世界去，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極至，它自己克服自身的缺點—當然也不排除暴力革命的可能性—把生產、技術、激發人的創造性都發揮出來，才能進入一個理想化的世界。（特約記者·河西）

來源：留學生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