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辦學才能消除超級中學

　　前不久，教育部通報了上半年發現的5起教育亂收費典型問題，超級中學衡水中學因違反“三限”政策招生在列。有輿論解讀，這傳遞出教育部門治理超級中學的信息。

　　輿論對消除超級中學的急切期盼可見一斑，但這次通報，只是教育部治理亂收費的常規工作，從中看不出要治理超級中學的跡象。近年來，針對越演越烈的超級中學現象，不少人把對超級中學的治理，寄望於政府部門出台嚴格的辦學規范，甚至還有專家提出，對於超級中學，北大、清華應明確規定招收該校畢業生數的比例，這些建議很令人解氣，可能實施嗎？北大、清華在集中錄取制度中，根本沒有招生自主權，考生隻要填報了這些學校、達到錄取分數，北大、清華不錄取就是違規。另外，在一省之內，高考報名已經取消戶籍限制（不在戶籍所在縣市報考），學校錄取可能看學生畢業中學嗎？看畢業中學，不是身份歧視嗎？

　　超級中學現象當然要治理，但治理超級中學的思路，不是強化政府管理，而應該讓所有中學自由辦學，通過自由辦學，形成中學多元辦學，給學生更大的選擇空間，才能防止一校獨大。

　　目前的超級中學現象，恰恰是在政府“規范”辦學環境中產生的。人們可能很不解，為何近年來政府部門在強調規范辦學，包括限制招生地區、要求中學不得補課、不得進行升學率攀比，可超級中學在各省市都雨后春筍般出現。這些超級中學可在全省范圍內招生，大多實行封閉或者半封閉式管理，最后佔據了北大、清華在全省的過半甚至絕大多數名額。

　　有人認為這是政府沒有嚴格規范辦學所致。

　　一方面，在政府權力缺乏監督的背景下，權力很有可能被濫用，甚至出現權力尋租，而且當權力尋租所得利益又和政府的政績是一致時，就更容易出問題。像規范辦學，有的地方政府就給某些學校招生開綠燈，甚至下發文件隻准某所（或某幾所）學校在全省范圍內招生，其他學校一律不得招生。政府部門對此的解釋是，這些學校推行創新人才選拔試點。這種試點，其實是給這幾所學校優先招生的機會，讓他們在招生時處於壟斷地位。這令其他學校高度不滿，但政府部門卻不理睬。吊詭的是，當這幾所學校的學生在高考中取得優異成績時，地方政府會將這作為教改的政績——你看，創新人才培養改革是成功的，這些學校選拔的人才都進了北大、清華。

　　我國很多省市的超級中學，有不少得益於政府部門的政策支持——跨區域全省招生，被稱為是自主招生改革﹔學校進行高強度教學，是創新人才培養改革，反之，其他學校在超級中學的擠佔下艱難發展。很多中學於是很不服氣：如果我們也獲得一樣的招生政策，或者他們也和我們一樣招生，誰比誰好還說不定。

　　另一方面，政府的規范辦學監督貌似嚴格，但學校總打擦邊球，有的學校根本不顧各種禁令，該怎麼做還是怎麼做，而這種“膽大”，所獲得的收益，在現實中越來越明顯，嚴守規則的卻“吃虧”。在此情況下，所謂的規范辦學，就是貓鼠游戲，年年喊規范，但不規范的比比皆是。

　　對於我國基礎教育來說，兩大問題最關鍵。一是升學評價制度單一，用單一的分數標准選拔學生。二是學校沒有自由辦學空間，無法自主辦學。在分數評價體系不變的情況下，很多人建議政府強化規范辦學來遏制基礎教育的應試教育傾向，可這卻導致教育行政化更為嚴重，政府的政策對一校生存、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其實不管升學評價體系變不變，政府都應該給學校充分的辦學自主權，讓每所學校自主辦學、自由競爭，對於非義務的高中教育來說更應如此。國家教育發展規劃綱要和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對此都有明確規定，即管辦評分離，落實和擴大學校辦學自主權。對於民辦高中來說，學校怎樣招生，由其董事會決定﹔對於公辦高中來說，學校怎樣招生，應該由舉辦者、舉辦者同級立法機構成員代表、校長、教師代表、家長代表、社會人士代表共同組成學校理事會，由理事會決定招生范圍，同時監督學校辦學，包括財務信息公開，保障學生的權利，而不是簡單由政府決定。在美國，公立高中很少招收國際生，因為其理事會認為公立高中資源首先應該給本地居民，而在加拿大，公立高中招收國際生，卻是一項基本工作，因為學區認為這有利於高中的國際化和多元辦學。

　　也就是說，政府部門的教育政策對所有學校都是一致平等的，每所學校自由競爭，辦學的定位由學校自主決定，在自由競爭的環境中，政府隻負責依法監管學校依法辦學，至於學校如何辦，與政府部門無關。如果由所有學校自由競爭，我國高中會辦出自己的特色，以特色來吸引學生，至少不會存在一校獨大的情況。美國的高中，有把升名校作為目標的（多為私立學校），也有對學生要求寬鬆、強調自由的，還有對學生進行軍事化管理、教學的，這滿足的是不同受教育者的需要，顯然不是靠政策規定、政府直接介入辦學辦出來的。在我國，如果一個省內，既有嚴格管理、以升名校為目標的學校，又有學生自由發展空間的學校，讓每個學生自由選擇，教育也就從單一走向多元，這才是健康科學的教育生態。（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