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呵護農村留守兒童的青春期

　　放學后，空蕩蕩的教室裡隻有茵茵（化名）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一動不動，心事重重。沒有人知道這個女孩子到底坐了多久，直到班主任回教室取落下的手機時，她才注意到孩子的古怪。

　　在班主任的一再追問下，茵茵趴在桌上放聲大哭，她慢慢挪開座位，身下是一片血跡。

　　“這個12歲的女孩不知道自己來月經了，不知道月經對女性意味著什麼，父母常年在外務工，媽媽從沒對她談起即將到來的身體變化。”山東省青少年研究所副教授魏曉娟對農村青少年問題11年的研究歷程中，類似情況絕非個案，每次接觸，她都不免“震驚、痛心”。

　　2014年7月，山東東平初中女生性侵悲劇被媒體曝光（本報曾於7月16日報道），青春期叛逆、性教育匱乏、家庭和學校教育缺失，更是將農村留守兒童青春期問題推進公眾視野。

　　2013年，全國婦聯發布的《我國農村留守兒童、城鄉流動兒童狀況研究報告》顯示，全國農村留守兒童多達6102.55萬人，佔農村兒童的37.7%，其中，12∼17歲農村留守兒童所佔比例為29.62%。

　　“心理學把青春期稱為‘暴風驟雨期’，身心發育不協調、性意識萌發、獨立意識覺醒，極易使青春期孩子充滿困惑、矛盾，甚至產生叛逆心理。加之親情缺失、監管不力和教育不足，農村留守兒童的青春期可能面臨更多風險。”魏曉娟說。

　　危險已經來臨，並通過個體境遇折射出諸多問題，越來越多目光也聚焦於此：誰來呵護農村留守兒童的青春期？

　　放逐、孤獨、無助的青春期

　　在8年的駐村調查生涯中，年輕學者呂德文已走過17個省的幾十個村庄。這位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對青春期留守兒童的生存狀態印象深刻。“很多孩子處於放逐、無助的境遇。”呂德文說。

　　在湖南的一個農村，一名14歲留守女孩因和同學相處障礙，已先后兩次離校回家。爺爺找來“外面來的文化人”呂德文，希望呂德文能幫忙勸勸孫女。經過一番勸說，女孩最終答應接著回去讀書。一個月后，呂德文卻聽到女孩輟學南下廣東投奔父母的消息。

　　“根據我的觀察，多地農村初中的輟學率較高，有的甚至高達一半，其中留守兒童居多”，呂德文注意到，在一些地方，“輟學”兩個字常被“放長假”所代替。

　　全國婦聯兒童工作部發布的《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狀況研究報告》顯示，2005年，有1/3的15∼17歲農村留守少年開始外出打工。

　　在呂德文眼中，這些孩子沒有安全感，很多問題需要自己面對，卻無力承擔，極易自我放棄。

　　“一旦出了問題，他們隻能用不成熟的方式去解決，或者逃避、被動接受。”令魏曉娟倍感荒謬的一個個案是，一個16歲女孩初二時早戀懷孕，后輟學和男友同居，在外打工的父親上門苦勸女兒回家，女孩卻拒絕見面。

　　兩個大孩子，帶著一個小孩子，三口人全靠男方父母撫養——這讓魏曉娟感到揪心。還有一些個案反映的問題，更讓人不容忽視：不當的同伴關系，有的男孩和社會青年稱兄道弟，或在同伴示范效應下一起輟學﹔有的女孩經不起誘惑，社會青年給她買零食和衣服，就跟著回家過夜……

　　中國青年報記者曾採訪某農村中學校長，該校留守兒童比例高達80%，他坦言該校學生的性教育幾乎為零，同時承認這也是目前周邊農村中學的現狀。

　　“研究顯示，青春期留守兒童健康狀況不容樂觀：他們缺少必要的青春期發育有關知識，對性及生殖健康知識不了解﹔尚未形成端正的青春期健康態度，一定程度上對自身成長發育抱有煩惱、擔憂等負面情緒﹔同時，缺乏自我保護和防范意外傷害的能力，可能面臨性相關行為侵害的風險。”魏曉娟說。

　　在這一弱勢群體中，女童顯然處於更為弱勢的地位。近幾年，越來越多的女童被性侵案件的曝光即是佐証。全國婦聯兒童工作部發布的《12省市農村留守兒童狀況調查情況總報告》顯示，90%的女童在青春期生理變化時，因母親不在身邊而感到無助和害怕。

　　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少年兒童研究所所長童小軍看來，“他們的青春期其實是很孤獨的”。

　　童小軍剛剛結束一項關於留守兒童留守經歷的研究，訪談顯示，青春期留守兒童平時和同伴、老師、家人的交流較少，尤其在家裡，他們的玩伴很少，彼此住得較遠。此外，在家裡一般看電視、做作業，空閑時干農活，幾乎沒有課外書。

　　“青春期的孩子開始確認自己身份了，比如我是誰，我是否優秀，身邊人怎麼看我，這都是青春期比較獨特、需要不斷肯定和回饋的過程，但他們在成長過程中並沒有得到回應。對於人生體驗，特別是青春期的問題，能給予他們指導的父母通常不在身邊。”童小軍說。

　　看似偶然，但惡因早已種下

　　對這些青春期的農村留守兒童來說，“由不良行為到嚴重不良行為，再走上犯罪道路僅一步之遙。”山東省菏澤市中級人民法院少年審判庭法官於莉總結。自2010年起，她開始關注農村留守兒童犯罪問題，據她統計，目前菏澤留守兒童犯罪比例以每年5%的速度增加。

　　“全省少年審判庭審理的案件中，涉及青春期留守兒童的案件比例在七成以上，其中，被告人年齡為十六七歲的佔80%以上。”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長謝萍認為，這些孩子是少年犯中比較突出的一個群體。

　　於莉將其犯罪特點總結為以下幾點：低齡化趨勢明顯，剛滿14周歲犯罪的留守兒童日漸增多﹔是非觀念模糊﹔常結伙作案，實施暴力犯罪時手段會比較殘忍。

　　“這一群體激情犯罪佔重要比例，他們處於盲目模仿、心理因素極不穩定的特殊生長發育期，稍被唆使便容易上當，其犯罪動機模糊，隻為証明自己，不考慮后果。”單縣人民法院少年審判庭庭長李蘭香說。

　　“很多孩子的命運幾乎在一夜之間被改變。”曾任單縣人民法院少年審判庭法官、現任紀檢書記的蔣勇，至今仍為11年前一個留守男孩的命運扼腕嘆息：16歲輟學后，男孩幫爺爺打理一家小超市，本想著好好經營把生意做大，一天晚上，他被同村青年拉去喝酒，幾個人一時興起，一晚上作案三次，搶劫了一輛面包車和兩位行人。

　　“如果他們能及時得到父母的呵護和引導，夜不歸宿、拉幫結派、交往不當這些壞習慣很可能會得到遏制甚至根除。”蔣勇說。

　　更令蔣勇憤怒且無奈的是，即使這些孩子站在被告席上時，仍有1/3左右的父母因外出務工而未能到場。

　　在於莉經手的卷宗中，甚至不乏孩子為吸引父母關注而故意打架斗毆的案件。“農村多數學校缺乏開展心理健康教育與法制教育的必要條件和設施，沒有相應課程，大量案例表明，走上犯罪道路的留守兒童甚至連一些最基本的法律常識也不知道。”於莉說。

　　“這些案件的發生看似偶然，卻是家庭和學校教育缺失、不良環境影響等長期積累的結果。”李蘭香說。

　　“這一問題已經到了必須要解決的程度”

　　隨著研究視野中個案的積累，呂德文對該群體的擔憂與日俱增，“他們的境遇顯然與上世紀90年代以來人口大規模流動密切相關”。

　　在魏曉娟看來，造成這一問題的根源，“不單單是貧困、留守、教育不力等原因，而是多個因素的累積效應，解決不當，會影響孩子的健康成長，影響人口的整體素質、新農村建設進程，甚至整個社會的和諧穩定”。

　　“這一問題已經到了必須要解決的程度，否則會堵塞這部分群體的上升空間，造成底層社會的固化。”呂德文說。

　　然而，誰來呵護他們的青春期？如何呵護？

　　魏曉娟建議，教育部門應開發和完善相關教材和課程建設, 從學校層面切實開展好青春期教育﹔鑒於家長對孩子進行性教育所具有的無可比擬的優勢，應依托學校對家長進行教育和必要培訓，提升家長的教養能力﹔此外，對留守兒童的法制教育和人生觀、價值觀教育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和中國公安大學的一項針對未成年人犯罪心理路徑和行為路徑的聯合研究顯示，從未成年人十三四歲起，就應關注其不良行為。謝萍建議加強學校、社區、村委的引導作用，可借鑒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將問題少年納入司法程序的模式。此外，應加強教育、民政、司法等部門聯動。

　　在實踐中，借助社區力量保護兒童的努力已經開始。據童小軍介紹，從2010年起，民政部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合作，選取雲南、新疆、山西、河南、四川相對邊遠、貧困、少數民族聚居的120個村開展為期10年的試點工作。

　　每個村設置兒童福利主任的崗位，其工作職責是掌握村裡所有18歲以下孩子及其家庭的情況，對需要幫助的家庭及時協調資源，解決問題，比如留守兒童家庭、貧困家庭、服刑人員家庭等。此外，每個村建立“兒童之家”活動場所。

　　總體來說，效果比較理想。越來越多的村民開始知道，孩子的事情還有這麼多需要關注。村裡還培養了一批相對專業、熱愛兒童福利事業、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工作人員。童小軍說，“我一直認為呵護留守兒童是每一個人的責任，但兜底的應該是黨和政府。”

　　如今，每逢空閑時間，於莉都會帶著大量案例深入菏澤多所農村中學進行普法教育，告訴這些青春期的孩子如何自我保護，如何面對平時難以啟齒的性問題，最重要的是教會他們對錯誤的行為說“不”。？（記者邢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