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盤點高考加分“三大員” 專家吁加分須透明

今年高考錄取工作陸續落幕，在中央調整高考加分政策的大框架下，各地高考加分政策明顯“收緊”：項目減少，分值下調。

全民關注的此項“瘦身”成效幾何？“瘦身”之后，哪些項目仍是高考加分的“重頭戲”？中國青年報記者盤點了今年多省高考加分的“成績單”。

高考加分“三大員”：計生加分、三好生、體育生

中國青年報記者梳理了2014年度山東、江蘇、浙江、上海、廣西、海南、湖北、湖南、北京、河南、天津、河北、山西、四川、遼寧、吉林、黑龍江、貴州、重慶、寧夏、新疆、陝西2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高考加分情況(其他省份信息未在網絡公開或已撤除，未能列入統計——記者注)。

從各省已公開的官方數據看，在各項加分中，人數最多的還不是廣被詬病的體育、藝術、三好學生加分，而是計生政策加分。

根據各省公開數據，農村人口獨生子女和二女結扎戶等計生政策加分共39684人。其中，河北省公布人數最多，今年高考加分的農村戶口獨生子女共33251人，相關部門公布了詳細名單。

緊隨其后的，是今年高考的省級“優秀學生干部”、三好學生加分，全國已知的共有3715人。

其中，公布人數最多的是北京，該市加分三好學生共2064人，加分市優秀學生干部763人。但按照今年的“高考加分瘦身”原則，這些考生向北京以外地區投檔時，則不加分。

位列第三的是體育類高考加分。體育賽事獲獎、國家二級運動員加分共3075人，其中四川省公布人數最多，達1022人。

各省的高考加分調整方案各有千秋，但是在體育加分方面，各省卻較為一致：基本保留了對體育特長生的加分，廣東、遼寧在放棄奧賽、科技競賽加分的情況下，仍然保留此項加分。

排名第四位的，是各類奧林匹克競賽、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等的加分。根據目前各省公布的數據，今年高考中，各級學科競賽獲獎加分共627人，職業技能競賽加分共201人。

在中央調整高考加分政策的大框架下，各地的調整幅度各有不同。例如在奧賽方面的加分，北京、黑龍江、新疆等地保留了全國奧賽一二三等獎10分的加分，而廣東、陝西、遼寧等地，則直接取消了相關加分。

排名第五位的，是長期以來爭議較大的“品德加分”。今年高考，因“見義勇為”及思想品德事跡加分者共349人。其中，黑龍江省公布人數最多，思想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跡者328人。

什麼項目加分、加多少分都由行政部門確定？

中國青年報記者盤點發現，在今年全國高考加分政策中，大部分省、自治區、直轄市已經取消了藝術類特長生的加分，但上海、湖南兩地，仍然保留此項加分政策。

“我認為，藝術高考加分可以取消。”山東莒縣高考輔導培訓辦公室副主任邴紹明，明確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要鼓勵學生發展特長，而不是鼓勵學生追求加分。當前我們的教育出現了方向上的誤差，導致高考生的藝術教育畸形發展。”

本輪全國各地的高考加分政策調整中，陝西省可以說“幅度”最大。

陝西省將有關體育、奧賽、科技競賽、省級三好學生、省級優秀學生干部等的加分項目，統一調整為“優先錄取”，受到學界肯定。

這與具體加分有什麼不同？

“‘優先錄取’即在同等條件下錄取具有競賽獲獎、體育特長等的學生。以‘優先錄取’來取代動輒10∼20分的高考加分，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社會的不公平現象。”邴紹明說。

他認為，省級三好學生、優秀學生干部等通常由學校自己做主，更容易出現“打招呼”的不良競爭。因此，他也呼吁取消這類榮譽稱號加分政策。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目前的高考加分政策調整從本質上來說，是“權宜之計”，“換湯不換藥”。

“這些政策今年取消，明年出來，一直說要改革高考加分機制，都沒能落實，因為不管怎麼改革全部是行政主導的。什麼項目加分、加多少分等都是行政部門確定的，這就帶來了腐敗空間。”

他認為，一些不合理的加分政策主要造成了兩方面惡果：一是應試教育下唯分數論的“加分教育”，二是“加分腐敗”。

邴紹明也認為，要辯証地看待高考加分。

“對於一些僅僅為了爭取高考加分而參加輔導班的學生而言，這是一種負擔。為了加分而加分的學習，是一種走極端的表現。”

高考加分必須“公開透明”

今年高考加分政策在各地有不同程度的“瘦身”，但仍有不少公眾認為，政策執行存在制度“盲區”。

哪些制度措施，才能保障加分政策的陽光公平？

熊丙奇強調了他一直以來的觀點：人大決策、司法問責、民主監督、信息公開、自主招生，由高校決定是否認可高考加分，不再把高考加分加到總分上。“歸根結底，這還是應試教育、名校情結在作祟。”

“但現在的問題是，所有的建議陷入了一個‘不落地’的困境。我們每年利用公共資源來討論這些問題，但沒法驅動解決。制度性腐敗沒有進行深層次的改革，修修補補也不會起到根本性的作用。我們要清醒地看到機制的問題，必須要以‘政府放權’為核心，來進行高考加分制度的改革。”

這名教育專家認為，高考加分政策的存廢問題，應該“打開門”。

“行政始終不放權，沒有民主決策，不管怎麼調整，難以改變本質。應當通過地方人大，將行政主導的權力變為公開決策，也讓老百姓參與建言。出了問題要司法問責，而不是單單由學校調查，信息要全面公開。”(記者 庄慶鴻 實習生 單鵬 高培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