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聚到散,一切都沒了
除了票房,同樣心酸的,還有幾個人的生活。為方便練相聲,幾人合租在一處老舊的小區裡,為節省開支,幾個人從來不敢在外面下館子,更不敢去參加朋友聚會,每個星期幾個人湊在一起隻有100塊錢生活費。
洪方舟記得,那時,最常吃的是饅頭和水煮白菜蘸辣椒,最開心的是逛超市買打折的可樂,最奢侈的是每個月末路邊攤的燒烤烙鍋。
“做菜死命了往裡放鹽。”高振洋形容那時的生活“真是苦到沒邊了”。“但我們看得到希望”,高振洋說,對窩在一起吃白菜啃饅頭的日子來說,未來的希望在於志同道合。
堅持到2010年6月底,由於說相聲的場地修繕,“春黔社”不得不關門停業。
“春黔社“散伙,幾個形影不離的伙伴也搬出了那個老舊的出租屋。7月,陳丹去了一家文化傳播公司上班﹔9月,迫於家庭壓力,丁陽悄悄地回了老家,電話打不通,QQ不上線,招呼都沒打一聲離開了﹔10月,洪方舟去了肯德基上班﹔11月,穆伍去了貴州青年志願者藝術團工作。大家的聯系越來越少。
2010年11月19日,師父劉長聲去世,五個兄弟再次聚齊見面,“大家基本沒有交流任何與相聲有關的東西,辦完喪事就分開了。”穆伍說。
2011年年初,和穆伍跑了六年愛情馬拉鬆的女友提出分手。穆伍一直隻有兩個夢想,一個是說相聲,另一個就是娶回心愛的姑娘。“春黔社”沒了,愛情也丟了。“那一刻,我的整個人生崩塌了。”穆伍說。
“出去賺奶粉,養‘春黔社’這位母親”
穆伍開始拼命工作。2011年8月,一次偶然機會,穆伍聽說以前演出的茶館再次開張營業,他立馬找到主管商量重啟演出的事宜,最終以營業額對半分談妥演出地點。准備了一個月,“春黔社”再次演出了。
再次開業,團隊積極創作了具有貴州本土特色的相聲劇本,也把時下流行的“買房”、“城管”、“教育”、“世界末日”等話題搬進了劇本,針砭時弊,幾個人還開始用微博發動同城的人來聽相聲。
比過去演出好的是,聽眾漸漸多了起來,和過去差不多的是,社團依然沒有盈利,眼看就“奔三”的穆伍心起波瀾。
雖然是團長,一月拿2000元的工資,畢業五年的穆伍依舊勉強維持生活,一年到頭和朋友聚會從來不主動請客。一次和朋友吃飯,飯后朋友們起哄說讓穆伍請客唱歌。穆伍用信用卡刷了569元房費和酒水,“刷卡的時候,心疼得像在滴血”。聽著朋友們唱歌,穆伍一遍一遍想——如果畢業時接下那份黨刊記者的工作,現在不至於這麼窘迫。
那晚,他坐公交車一路哭著回了出租屋。
考慮了一個晚上,他打電話給洪方舟,說了自己的困窘和想放棄的想法,事后穆伍才知道,洪方舟在挂了電話之后,淌了兩個小時的眼淚,也加速了回老家的想法。
2012年11月,感覺由於團隊成員不積極鑽業務,穆伍第一次和兄弟們發了火。洪方舟也覺得,整個團隊,除了自己和穆伍,其余人都不愛相聲,不然,“怎麼老有那麼多借口不排練”。
團隊的心開始動搖了。12月,傳說中的世界末日沒來,“春黔社”的末日卻降臨了。一次演出結束后,洪方舟和大家說:“過年我就回天津。”
2013年2月2日,本來是穆伍、洪方舟二人的專場演出,因為洪方舟堅持要離開,從未吵過架的這兩個人吵了起來,那一晚,洪方舟一個人在台上演出。第一次,洪方舟的左手邊少了一個讓他“砸挂”(戲謔取笑)的人。
洪方舟離開“春黔社”,回老家找尋普通人的安穩日子。
心愛的姑娘離去,好搭檔也走了,穆伍隻剩下每月2000元的“盈利”和一個相聲理想。當初起名“春黔社”,是寓意“在黔中大地上綻放春日光彩”,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穆伍也終於想通了,“‘春黔社’就是一個貧瘠的母親,她沒法產奶,那我們就要自己出去掙錢回來養自己,養活她。”
看著自己的社團再次跌入低谷,成員們並沒有像上次那樣一哄而散。大家通過微博相互調侃,實際他們心裡都知道,他們是在彼此鼓勵,也給觀眾傳遞出信心。
如今,“春黔社”的成員大都有了自己固定的工作,收入有了保障,每周六下午聚在一起“溜活兒”,每場演出結束后,大家都會快速從后台跑到大門口,沿著台階站成一排,抱拳作揖微笑著直到歡送走最后一位聽眾。
穆伍說,找到養家糊口的資本,可以把相聲理想延續下去,“重要的不就是給生活帶來個‘樂兒’嗎?”(記者 白皓 通訊員 涂碧霞)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