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大學大部制改革去年結束 正副處級干部減20%

　　看似結束了，其實剛開始

　　——山東大學“大部制”改革透視

　　2012年底，一場低調進行了兩年多的“大部制”改革在山東大學悄然落下帷幕。

　　“高校實行大部制改革，是因為高校的管理架構和政府很相似，高校成了政府的延伸。”山東大學黨委常務副書記李建軍說。

　　可“大部制”改革顯然不是高校改革的終極目標，“校長是給教授搬椅子的”，這句話在過去多少年后，仍然振聾發聵。而在中國的高校中，重新建立起真正的學術為尊、學者治學，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從這個意義上說，剛剛落下的帷幕，也許只是個開始。

　　政府機構有多少，

　　高校機構就有多少

　　臨近年底，山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王忠武到學校報銷出差費用，工作人員態度非常客氣，幾乎是“畢恭畢敬”地為這位教授辦完所有手續。“行政人員的作風改變很大。”王忠武說，有位教授因為手續不全，辦起來非常麻煩，工作人員詳細做了解釋，自始至終態度都很好。對比以前有些校機關做事拖沓、臉難看的印象，王忠武很自然地想起了“一把椅子”的理論。

　　“一把椅子論”由山大校長徐顯明提出。從2009年底，山大就開始試點旨在改變校部機關的“大部制”改革，以轉變現有高等教育管理理念，增強服務意識。2012年5月，山大推進第二批“大部制”改革，在改革動員會上，徐顯明說：“如果隻有一把椅子，校長不能坐，處長也不能坐，隻要老師來了，這把椅子隻能是給老師坐，校長和處長要站起來，把椅子讓出來。”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清華大學老校長梅貽琦對“椅子論”也有過類似闡述，他留下了日后廣為流傳的名言：“校長是給教授搬椅子的。”

　　在山大的“大部制”改革中，重提“椅子論”，學校也有自身的考慮。1月12日，校黨委常務副書記李建軍對本報記者說，我國的政府和高校管理體制，是在長期計劃經濟體制中形成的，“高校的管理架構和政府很相似，我們的高校是政府的延伸。”在李建軍看來，現有管理體制不適應山大發展，“要建世界一流大學，大學內部管理體制必須改變。”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教授在盤點了眾多高校的管理機構后，直指高校已成為“一級政府”。他發現，北大的管理機構與國務院管理機構一樣多，其他大學通常也有30個左右機構，普遍存在機構重疊、人員龐雜、行政干預學術的問題。

　　盡管改革思路頗有相似，但相比輿論對政府“大部制”改革的關注熱情，高校“大部制”改革顯得有點冷清。無論是浙江大學的學部制改革，還是清華大學的內部管理體制改革，均未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

　　山大從2009年底就試點的“大部制”改革同樣低調，李建軍說，改革前后歷時兩年多，一直“不聲不響，媒體的報道都很少”，以致該校一位研究高等教育的教授，自始至終對改革都沒有“很關注”。

　　“安靜”有時也意味著改革者的審慎。李建軍說，改革前，山大不僅借鑒了國內高校的經驗，也將世界一流大學作為對象進行研究，最終找到了可資借鑒的改革方式：大學的“扁平化”管理。

　　在“大部制”改革推進過程中，法學博士出身的徐顯明鮮有激進舉措，改革的每一步推進都很謹慎，“一步一個腳印”。一個可以印証的事實是，早在2009年底，山大就進行了首批“大部制”改革試點，撤銷原科技處、社科處、學術委員會辦公室等機構，組建學術研究部﹔撤銷原校友辦、國內合作辦等機構，組建合作發展部。不過，直到2012年5月，山大才進行第二批“大部制”改革，前后相差兩年半。

　　面對中國高等教育領域的頑疾，不乏有改革者施以猛藥。去年，中南大學推出一系列改革計劃，一時“改革激蕩中南大”。在李建軍看來，穩妥是山大“大部制”改革的一大思路。“我們是要探索高校管理體制改革，建立一個好的制度，這需要縝密的方案。”他告訴本報記者，試點前，學校對各方面可能出現的問題都做了預案，試點過程中，書記、校長大會講小會講，統一認識，“我們光中層班子調整補充，2012年就基本搞了一年，做人的工作必須細。”

　　徐顯明在談及改革方案時直言，這不是一個徹底的方案，“是一個符合山東大學現實的方案，不是一個過於超前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