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獎狀元背后的勢利與謬賞

　　眼下，一些高考狀元成了“暴發戶”。高考結束后，高考狀元成了企業、政府、學校等各方追逐的對象，重獎事例屢見不鮮。近日，一項調查顯示，68.3%的受訪者反對重獎高考狀元。(8月5日《中國青年報》)

　　高考作為一個沒有硝煙的競賽場，自然是幾家歡喜幾家愁。高考狀元作為金字塔塔尖，不僅收獲了狀元的頭銜和標簽，還收獲了來自政府、企業和社會各種各樣的肯定和激勵，真可謂名利雙收。高考狀元集萬千寵愛於一身，除了公眾對優秀學子的朴素感情，還裹挾了太多的功利和算計的因素。

　　重獎高考狀元通常都打著獎掖先進、資助寒門學子的旗號，從表面上看頗具說服力。然而，狀元們在高考中脫穎而出，既得到了對自身學習能力和艱辛付出的肯定，也得到入讀名校、獲取優質教育資源的機會，這何嘗不是一種激勵？更何況，在高考狀元所就讀的名校裡，幾乎都建立有獎助貸勤補等完備的學生獎勵與資助體系，哪怕高考狀元家境再貧寒，依然可以順利入學。

　　那些投放在高考狀元身上的資源，原本可以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現實情況卻為何相反呢？重獎高考狀元的背后，是一種勢利的教育觀。勢利作為一種社會心態，其作為一個行為模式最大的特征，就是願意錦上添花不願意雪中送炭，導致資源集中在那些擁有較多資源的人手中，而對一般民眾以及弱勢者冷漠甚至不屑。

　　如果我們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這樣的勢利教育觀在日常生活中屢見不鮮。不論是“隻給重點班裝空調”，還是將獎助學金和“211大學”、一本等“門檻”挂鉤，抑或打著五花八門狀元旗號的“狀元經濟”，以成績論英雄，將不同成績的學子們進行了三六九等的人格劃分，有的人盆滿缽溢，有的人卻面臨無錢上學的困境。

　　更進一步說，高考狀元需要激勵，卻不需要謬賞。所謂“謬賞主義”，用著名社會學家孫立平的話說，就是將應該的提升為要褒獎的，將不太應該模糊為應該的。重獎高考狀元作為謬賞主義的一種產物，進一步加劇了教育的浮躁和功利。高考狀元作為一個可供消費的符號，成了人們追名逐利的工具，何嘗不是一種教育的悲哀。

　　美國教育家杜威曾說，“教育只是生活的過程，而不是將來生活的預備”。高考狀元只是極少數成功的個體，在他們的背后，還有多少默默無聞卻需要幫助的求學者？走出重獎高考狀元的誤區，少一些勢利和謬賞，讓那些急需幫助的學子得到及時、有效的社會支持，這不僅是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更是教育價值觀念的更新與重塑。（湖北武漢 楊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