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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很前瞻，我們的“第一”都是她在推動
1994年的時候，我們給高先生辦了一場從事教育研究工作60周年紀念大會。當時是在中大校園裡的永芳堂舉行。大會辦得很成功。包括歷史系的人都說，這是中大空前也可能是絕后的了。那一次，學校裡所有走得動的老教授，不光是黨委書記、校長，即便不跟理科沾邊的人，都過來參加。有些人甚至坐著輪椅都出來了。本來我以為隻會來180人左右，但最后來了三四百人，窗口都站滿了。很多人是從市區、政府部門來祝賀的。可見高先生的影響力。她的很多學生，諸如副省長王屏山、省長盧瑞華（高先生的研究生），都過來為老師進行慶祝。
在那次大會上我作為高先生的助手，作了一次總結性發言，歷數了高先生一生的成就，有根有據地列舉了高老師的整整10個“中國第一”。比如上世紀50年代初，她帶領大家創建了新中國第一批光譜學專門化教研室﹔60年代初，她帶領大家創建了全國第一批紅外光譜學實驗室﹔70年代，在她的指導下，上述實驗室先后研制出我國第一台氮分子激光器和第一台可調脈沖染料激光器，並主持舉辦了全國第一次激光光譜高級研討班﹔80年代初，她領銜在物理、激光與光譜學研究學科中建立了我國首批碩士、博士點和博士后科研流動站，以及國家重點實驗室和國家重點學科點。到80年代末，由她主導的超短激光脈沖和超快速光譜學方面的研究已經勝利地跨入世界科學技術的前沿陣地﹔所建立的多種超短激光系統和超快速光譜學實驗裝置以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均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這些成就是高先生帶領實驗室的同事們一起取得的。我們一直都認為，沒有高先生在學術方面的高瞻遠矚和具體指導，我們是完不成這些令人自豪的成就的。在那麼多全國第一裡面，高先生的確是起到很關鍵的指導作用，如果沒有她的眼光、學術判斷和具體的指引，我們不可能成為首批國家重點實驗室、全國重點學科、首批博士點、首批博士后流動站，並培養出新中國第一位光學博士。事實上，直到她去世之前，我的重要學術研究方向和許多教學改革舉措都會拿去向她請教，希望能夠得到恩師的指導。
在高先生的率領下，我們的激光光譜學研究一直處於國內領先位置，並受到全國同行公認。教育部委任她做《中國光物理長遠發展規劃專家組》組長，我作為專家組的學術秘書，在她的指導下工作，親眼目睹她以年近80的高齡，為我國光學發展嘔心瀝血。
解放后，開拓新中國最早的光物理研究和教育，對她來說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為理工科的基礎研究都是國際公開的，不可能閉門造車。全世界的研究工作日新月異，很多成果都是在迅速互相交流。而我們改革開放之前基本是閉關鎖國，能夠接觸到的世界其它地方的文獻、期刊其實並不多。加上國內的實驗條件有限，在這樣的情況下高先生還能率領我們取得這麼多進展，這是非常不簡單的。
我們之所以在條件較困難的情況下仍取得工作進展，高先生的理論基礎和外語能力及記憶力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她精通英語、法語、德語，很多國外文獻她都可以直接快速閱讀，而且記憶力很強，經常有人向她請教時，如果她覺得自己解答得不夠充分，就會告訴對方，你可以去找哪一國的哪一份刊物，大約在哪一年的哪一期，裡面會有什麼樣的解釋……我印象很深的是中大化學系一個很有名的分析化學教授，她參考德語文獻時，經常過來請教高先生。高先生每次都是把書拿過來，隨口就開始講，而她一邊口頭翻譯，請教者就一邊做筆錄……德語文獻，很多單詞和句子都很長，有時近100多個字符連在一起，但高先生隨口翻譯都會很有條理，不單語意能詳且學術內容准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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