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學：50年代院系調整決定今日基本格局

盤點2012年之教育,“大學校慶”無疑是一大關鍵詞。

2012年，全國各地諸多院校以及大學二級學院，紛紛迎來60周年校慶或60周年院慶。僅僅在上海和北京，就有華東理工大學、華東政法大學、東華大學以及中國地質大學、中國礦業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等等。院校集中性為自己的60周歲慶生，這道中國高教界的奇景，無疑和上世紀50年代啟動的大學院系調整相關。尤其是集中在1952年的高校院系調整，涉及全國四分之三的院校。

學界后生難免疑惑：為何今日中國的大學會有如此布局﹔為何某個大學的某個特定專業具有難以匹敵的辦學優勢﹔為何從上世紀90年代起，很多院校忙著更名、合並，甚至理工科大學開始興辦文科，打出“恢復傳統”的旗號？布局、優勢、傳統，解答這些和各大高校休戚相關乃至決定中國高等教育命運的關鍵問題，無論如何繞不開高校院系調整那段歷史。

重新審視60年前進行的院系調整，一方面，我們可以清晰看見新中國大學為探索培養適應國家建設需要的人才而走過的艱辛歷程﹔另一方面，它也成為人們理解中國高等教育變革的線索和注腳。按照國內不少學者的看法，院系調整從上世紀50年代迄今，期間雖分為幾個階段，但直到今天，它從未間斷，並還有調整和延續的空間……

調整：早從建國初就開始了

有關統計顯示，1949年全國接受高等教育的在校人數隻有區區11萬人，全國的工學院學生人數少之又少，每年的畢業生連1萬都達不到……

“1951年，我考入浙江大學物理系，但1952年國慶后，我就變成復旦大學物理系的學生了。”已經退休多年的復旦大學物理系教授陸棟，對一個甲子前從杭州到上海求學的這段遷徙記憶猶新。

和陸棟一起調入復旦的，還有浙江大學物理系教授、著名學者盧鶴紱以及他的三個研究生。

在這場轟轟烈烈的院系調整和與之相隨的遷校運動中，個人的去留似乎微不足道。建國初期，高校人才培養難以滿足國家經濟建設需要。尤其是1953年，國民經濟第一個5年計劃實行在即，前蘇聯支持的156個重點項目使人才成為我國最緊缺的“資源”。

有關統計顯示，1949年，全國接受高等教育的在校大學生人數隻有區區11萬，其中，工學院每年畢業生連1萬人都不到，根本無法滿足國家工業建設，特別是重工業發展的需要。

1950年6月，第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時任教育部長馬敘倫在講話中就提出：“我們的高等教育，必須密切地配合國家經濟、政治、文化、國防建設的需要，而首先要為經濟建設服務”。

中央教育部於1951年11月召開全國工學院院長會議，會議“以培養工業建設人才和師資為重點，發展專門學院和專科學校，整頓和加強綜合大學”為精神，揭開了1952年全國院系大調整的序幕。

“事實上，早在1952年之前，院系調整已經開始了。”復旦大學校史研究室副研究館員錢益民介紹，1949年底到1951年間，京、津、滬等地的高校已有局部調整。1949年底，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華北大學的農學院合並成立北京農業大學。1951年5月，北洋大學和河北工學院合並，成立新的天津大學。1951年，以光華大學、大夏大學為基礎，合並滬江大學音樂系、同濟大學動植物系、東亞體育專科學校、復旦大學教育系，成立華東師范大學等。到1952年，以華北、東北、華東為重點的更大規模的院系調整正式啟動。

變革：從綜合性走向專科化

這一輪調整之所以必要，還有一個原因是，國民政府時期遺留著不少私立高校以及教學學校，要改制為公辦大學，期間必然有一個撤並、接收的過程。

這一輪院系調整，主要是加強工科院校和單科性專門學院的建設。除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少數綜合性大學得以保留，其他綜合性大學都被解體為單科性或多科性的工科大學。

在北京西郊，當時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以及燕京大學、輔仁大學的院系以及許多專業學校通過合並、新組建了8個專業理工科高校——北京地質學院、北京礦業學院、北京鋼鐵工業學院、北京航空學院、北京石油學院、北京農業機械化學院、北京林學院和北京醫學院，即所謂的“八大學院”（分別是今天的中國地質大學、中國礦業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中國石油大學、北京林業大學、中國農業大學、北京大學醫學部）。1952年暑期，“八大學院”正式招生開學。

根據陸棟的看法，這一輪調整之所以顯得十分必要，除了解放初期工科生整體數量太少以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國民政府時期還遺留有不少私立高校以及教會學校。隨著新中國成立，這些大學要改制為公辦大學，必然有一個撤並、接收的過程。

從全國看，當時高校的布局和專業設置也不合理。高校中，工程、師范、農林、醫科等科系的師資力量和辦學設施都比較分散。多數院校集中在沿海城市，內地和邊遠地區較少。據華東師范大學校史檔案館館長朱小怡介紹，院系調整前，僅上海地區就集中了全國20%以上的高等院校，其中私立高校和教會大學佔多數。

在院系調整前，浙大理學院的辦學實力在全國大學中屈指可數。陸棟說，浙大物理系此后的教員調動，完全就是“點招”——“哪些教授北上到清華、北大任教，哪個教授去科研院所參與國防科研，哪些教授去復旦任教，在方案公布前就由上級決定，分配的依據就是當時的實際需要。”

“現在高等教育中的各種現象，好的或者不好的，在當時也都存在。”華東師范大學檔案館館工作人員徐小楚介紹說，很多私立大學的發展就“良莠不齊”。現在常常見諸報端的“學店”，在當時也並不鮮見，私立大學中，除了大家熟知的一些名校，有很多就是“學店”。“當時學校分三個檔次，第一檔是當時的國立大學，第二檔是教會學校，第三檔是私立大學。”

院系調整前，全國高校211所，1952年調整后為201所。到1953年，又加強和增設了工業院校並適當補充師范院校，對政法、財經大學進行適當集中。1955年,一些沿海的高等院校或專業被遷入內地。其中一大標志性事件是，交通大學的大部分專業被遷到西安，成立西安交通大學。

經過這一輪調整，私立高校全部改為公立，各院校的性質和任務均較為明確，工科院校得到了發展，綜合性大學得到了整頓，高等學校在院系設置上基本符合國家建設的需要。

學科：人文社科受損最嚴重

包括法學在內，一批人文社會科學在這一輪院系調整中被大大削弱了，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等一批學科被停辦或取消。

1952年院系調整，對中國高校原有格局改變很大：醫學、農學、法學、財經、政法等科目從原有大學劃分出來，或成立單科學院，或進行同類歸並。所謂的“大學”，一般隻保留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基本任務是培養科學和研究人員以及中等學校教師。

用現在的眼光來看，院系調整固然促進了理工科的快速發展，但與之形成鮮明反差的是，大學裡的文科院系被大量裁撤，人文社會科學的辦學實力被大大削弱，其中、社會學、心理學等一批學科被停辦或取消。

曾參與華東政法大學校史編撰工作的韓信昌教授回憶，1952年6月，華東政法大學在調入8個學校的12個系的基礎上成立，此后一年，又有一所高校加入。和國外大學政治學、法學之間涇渭分明相區別，國內的政法學院從建校開始，“政”和“法”之間就有天然聯系，這從這一輪院系調整中可窺得端倪。

1952年，新組建的華東政法大學教職員工總人數為283人，但其中，全校的正副教授加起來隻有3人，講師11人，其余均為工人和職員。政法專科學院的大量課程，都以理論學習和思想政治教育為主。比如當時學生進校就要修讀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蘇聯聯共黨史等理論課程，與法制相關的專業課相對較少。

韓信昌解釋，“政法”聯系緊密也有客觀原因。“我國的第一部憲法1954年才正式公布。所以1952年的時候，很多法學專業課沒辦法上。且當時老師首先要思想正確，這導致很多民國時期在法律系上課的老師無法站上新講台。”

移植：蘇聯模式取代英美模式

蘇聯教育模式下，大學一上午就要連排6節課，每天六七點就開始上課——連生活起居都要跟著蘇聯學習，這種硬搬照抄導致當時很多師生極不適應。

被不少學者稱為“處方式”人才培養的前蘇聯教育模式，也隨著院系調整移植入中國高等教育體系。針對行業需求來培養專門的人才，這一教育理念和解放前的大學形成鮮明對比。同濟大學離休教授朱照宏，1952年前曾在聖約翰大學任教。他回憶說，在院系調整之前，中國舊有的高等教育辦學模式不一。比如，同濟原來是德國人辦的，所以德式教育痕跡明顯，而聖約翰、清華採用的是美式教育，浙大也是英美式教育。且當時的綜合性大學實行文理科通識教育，獨立學院和專科學校中以應用型的文、法、商科為主。

按照英美大學的教育模式，院系設置是自上而下，先辦一所大學，內設若干學院，院下分系，系下又可分組。國民政府時期又曾規定，一個大學至少要有三個學院，一個學院至少要有三個系。簡言之，舊模式下，大學是以系為基礎單位作為培養人才的，院系都是實體性的行政和教學系統。

採取蘇聯模式后，被強化的概念是“專業”。對大學來說，首要的不是系別，而是根據國家建設的需要來確定應設立哪些專業和達到怎樣的規模，並規定高校各專業應該開設的課程。高等院校依此組織招生和教學活動。

課改：“重理輕文”傳統悄然形成

經過這一輪調整，理工科教育“和上海的工業一樣，從面向國外轉為面向國內”。

在上世紀50年代的院系調整中，課程改革是一大“重頭”。1950年8月，教育部頒布了《關於實施高等學校課程改革的決定》，“各系課程應密切配合國家經濟、政治、國防和文化建設當前與長期的需要，在系統的理論知識基礎上，實行適當的專門化……”。

就理工科而言，上海理工科的特點是由上海工商業自身依賴外資的半殖民地性質所決定的，原來的理工院校大量使用德日或英美的原版教材，經過這一輪調整，理工科教育“和上海的工業一樣，從面向國外轉為面向國內”。

“重理輕文”的傾向也悄然形成。大學入學考生志願准確反映出正在變化的社會風氣。1950年暑期招生中，有44.7%的考生第一志願報考工、管、理﹔第一志願報考文、法、財經、教育的考生佔總人數的22.25%﹔報考醫、農的考生為總人數的23.88%。

1952年夏，全國高校第一次實行“在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委員會的統一領導下，統一計劃、統一考試、統一分配的原則下進行招生”。包括上海在內的所有高校都進入統一的招生計劃，考生按系科專業類別錄取，錄取后不得轉院系，轉學校，畢業生服從統一分配。學分制從大學裡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學年制，規定大學本科學制一般為4年。

一個甲子之后的今天，重新解讀院系調整這段歷史，無疑會對今日我國高教改革所面臨的阻力和障礙有一番清晰而透徹的考量。

1952年院系調整，固然是順應時代大趨勢的產物。但不難發現，無論是如今大學嚴重的文理分科教育導致的人才創新力不足，還是產學研之間的脫節、工程教育無法滿足企業的實際需要，甚至大學辦學自主權的喪失——這種種棘手難題，也可以說是1952年院系調整引發的后遺症。也正因此，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高等教育領域又出現了第二次大規模的院系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