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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間“遷校熱潮”，讓人至今難忘
回憶復旦大學農學院北遷沈陽——學農愛農北上無怨無悔
記者 樊麗萍
“1952年9月17日下午2點，我們參加了全校歡送大會，然后一起去上海北站，登上赴沈陽的火車。下午6點40分，火車動了，我們一起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王洪熹對那一刻至今記憶清晰。今年80多歲的王洪熹是復旦大學的老校友，但是她所就讀的專業，在今天的復旦專業名錄上已經消失。
1949年，王洪熹進入復旦大學農學院學習，臨近大四，席卷全國四分之三院校的院系大調整開始了。根據調整方案，復旦農學院除了茶葉專業遷入合肥外，將全部遷往東北沈陽市，調入新創建的沈陽農學院。
之所以能清晰地記得1952年離滬這一天的情景，是因為王洪熹大半年前接到了一家雜志社的約稿電話。其時，同濟大學出版社打算出版《民間影像》一書，通過圖文記述1952年院系調整時期的大學校園。王洪熹翻箱倒櫃，終於發現手頭還留有一封珍貴書信。“我和我先生以前是同學，有寫信的習慣。52年的這一天，恰好被我寫在了信裡。”
全院北遷，僅用了一個月
對於一個年逾八旬的老人來說，一下子讓記憶穿越60年是困難的。
一說到離滬北上那天，王洪熹首先記得是強烈的“感官變化”：9月，正是上海桂花飄香的時節。可那一年的9月，她看到的是無邊的高粱地，山海關的雄偉，以及出現在山谷中的萬裡長城的壯麗……
列車開了整整36個小時，隨王洪熹一起抵達沈陽的，是復旦農學院200多個學生，250名教工及家屬，還有農學院所有的圖書、儀器、標本等材料和設備。
這是一次整體搬遷，難度相當大，任務艱巨，但當時進展卻很順利。
1952年8月中旬，院系調整“一紙令下”，復旦農學院從發出返校通知、商量北遷事宜，到9月19日中午清校，前后隻有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這樣的事情要是放在今天，簡直不可想象，有人肯定會擔心就業怎麼辦，離開家怎麼辦？但在我們那個時候，沒有不願意去的，也沒有聽到誰有半句怨言，一個不落下，全部走了。”在王洪熹看來，遷校工程浩大，在當時之所以能在極短的時間內順利推進，和時代背景有莫大的關系。“理想教育、宗旨教育，包括抗美援朝給我們這一代人的影響實在太深了。”
王洪熹說，服從安排、甘願北上，多數師生是基於對當時高等教育現狀的認同：從全國范圍看，農學院的布局不合理。東北地區有大糧倉，需要振興建設，但很多農學院卻扎堆在華東地區。院系調整前，浙大有農學院、南大有農學院，上海的復旦大學也有農學院。
學農就要愛農，哪裡有需要就去哪裡。這種對治學的朴實和純粹的感情，在其時全國院系調整的大背景下，體現得尤為清晰。
已故的沈陽農業大學原黨委書記周久釗，1952年時擔任復旦教務處輔導員。在他撰寫的《復旦農學院北遷沈陽回憶》一文中，記錄了當時遷校中令人感動的場景：“我們有些老師的家屬並不在復旦工作……她們本來已有一份稱心而安定的工作，為了響應黨的號召，把原有的工作辭去了，一同隨遷校大隊北上”。“有些青年教師決心扎根東北，但同時還必須盡到人子、父兄之責，把他們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動員起來居家北上”。
讓人難忘的還有學生家長，“家住上海的同學們的家長，在送別自己子女時把孩子們的行囊塞得鼓鼓的，有糖果點心，有日用必需品、甚至手紙都一大堆。這些家長充分估計到了北方生活艱苦，物資缺乏，但仍支持子女北上……”
就業分配，都留在東北
可出現在王洪熹眼前的沈陽農學院的新校園，卻讓她震驚了。
新創建的這所農業專科學校，坐落在沈陽市郊東陵西邊天柱山下，離市區有七八公裡，不僅地處偏僻，而且荒蕪——從上海來的學生和老師都齊刷刷地報到了，可校園並沒有准備好。
“一輛汽車把我們從火車站直接拉到校門口，下車一看，教學樓和宿舍樓還沒蓋好，隻有幾間平房算是教室。”抵達沈陽的第一天，很多同學從行李裡翻出了上海帶去的棉襖、棉鞋穿上，卻還是凍得瑟瑟發抖。上海帶來的御寒衣服遠不足以抵御東北的寒冷。
更艱苦的考驗還在后頭。抵達沈陽農學院的第一天晚上，同學們就睡在農具廠的廠房裡，大家在地上鋪上草，搭了大板鋪，席地而臥。
“我們在復旦農學院的時候就做過田野調查，在山東農村時，每天嚼的就是黑饅頭，下飯菜是大醬泡黃瓜。”王洪熹說，入校第二天起，師生們就開始自己動手，參加勞動，加快校園建設。學生們找來了木板，自己做衣架、晒被子﹔“早飯吃饅頭和稀飯，飯后每人發兩個蘋果是園藝系試驗場自己種的，品質很好，心裡美滋滋的”。再后來，食堂裡就開始冒出“炊煙”了，和上海地區使用煤氣不同，沈陽那時做飯需要先燒煤爐，有時候，被生煤爐時的黑煙一熏，學生們眼淚直流。
而這些學農的學生到了沈陽后，最初的課堂是在農場裡，上的第一課也並不是農業，而是如何保護自己的安全。在農場，晚上有狼出沒。為了確保外出安全，老師首先教學生的是遇到野獸時的措施和避險方法……
1953年，隨復旦農學院整體北遷而新生的沈陽農學院，迎來了第一批畢業生。王洪熹說到班級學生分配的情況，嗓門不禁大了一些，“我們班，幾乎所有的人都留在東北，有的在沈陽，有的去了撫順，為東北的農業建設做出了我們的貢獻。”
王洪熹后來回到上海，曾出任上海市農業局局長。她那一屆同學裡，不少人成為學者、擔任高校農學院院長，也有同學后來進入農業部擔任要職。但她忘不了的還有很多“普通”的同學，“有人就默默地耕耘了一生，真正做到了學農、愛農、為農服務。”
一位北大老教授回憶北京大學遷校——親歷全國哲學系師生大聚會
從1912年北京大學“哲學門”成立算起，今年恰是北大哲學系的百歲誕辰。1952年院系調整，當其他大學哲學系瀕臨調整、遭到撤並時，惟北大哲學系安然度過了平靜甚至堪稱輝煌的一年，大師雲集。
直到今天，北大哲學系仍然是國內哲學界一座難以逾越的高峰。
宋文堅 北京大學教授 時為北大哲學系二年級學生
1952年北大遷往西郊燕京大學，搬運物資和清理燕大校舍任務巨大。北大和燕大都動員了大批學生參加工作，我是報名者之一，是暑假提前返校的，時間是九月初。
我們最先的工作是騰空沙灘三院學生宿舍，把雙人床、單人床、桌椅等搬到閣樓間空地上。學生的東西都按班級集中堆放，這是放暑假前就做了的。那時我們已經得通知，學校要遷往燕大。
燕京大學校園隻有兩校門，西門和東門，西門是燕大正門，是燕大興建燕園新校舍時所建。東門，即博雅塔東的那個門，東門是為燕大教職工進出用的。出東門是成府一帶。從東門往東直走不到400米就是燕大教授級的教師宿舍，別墅小樓，約30座。這成府地方多是民宅私房，但和燕大有關，有相當多的燕京大學教職工住在這裡。
北京大學遷來燕園后，不斷擴大面積，增加了約兩倍，同時不斷建蓋新樓，還將原有建筑一律改名。僅保留“未名湖”、“燕園”、“博雅塔”及“臨湖軒”。此外，蔚秀園、鏡春園、朗潤園名稱依舊。
宿舍不好利用，隻能早早到圖書館佔座
搬來燕園后，10月下旬才開始上課，許多同學隻好閑逛。未名湖和北面的鏡春、朗潤諸園逛夠了，便坐車去頤和園。要坐公交和買門票，錢並不多，兩項相加不到三毛錢。以后就逛學校周邊，最近處就是海澱。其他東南西北都是一片大田，要不就是荒野，枯草敗柳。就人文環境說，這裡遠不如沙灘，有街景市容，熙熙攘攘，使你目不暇接。
我們班是陸陸續續住進10樓一層最西一間的。這是一個大間隔成三個小間。說白點，就是一個大間中間砌了兩道一人多高、4米多長的牆。這房子寬有5米多，牆沒夠著的地方就是這屋中的過道。每小間放4張雙人木床，中間擺八張兩兩相對的小桌。兩個坐在隔鄰相挨的上鋪的人像是坐在一條板凳上。
我們班50年入學時是20人，男19女1。51年退學2人，參軍2人，轉系3人，剩下12個男的。51年輔仁大學哲學系並入北大，我們班來了6男3女。52年院系調整又並入9男1女。此外又插入兩個上一年級轉入的，共有男生29人。4個男生有肺病住在德齋的肺健會，有一人租住東門外北溝沿，所以這間大屋正好容納了我們班余下的男生。
我們似乎又回到了1950年剛入學住北大三院禮堂那個情景。有人在屋裡說什麼別人都聽得清清楚楚。誰咳嗽，呵欠，打噴嚏，放屁，大家都能聲聲入耳。尤其晚上睡覺，呼嚕四起，夜夜演出鼾聲大合奏。
這屋白天也不安靜。誰在吵鬧，誰在哼哼，誰在唱小調，大家都得聽、得忍。中山大學來了兩位廣東佬愛說話。這兩人隻要湊一起，就粵語連篇。這不打緊，要命的是他倆都高調門，鐵嗓子。我們根本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因為聽不懂，就覺得他倆不像在說話。有同學就說這是兩個廣東驢在叫。大家傳開，隻要他倆一上嘴，有人就喊：“廣東驢叫啦！”
我們宿舍白天實在不好利用，所以多數人都到圖書館去了。和后來北大的情況一樣，圖書館座位有限，得早早去搶，還得幫別的同學佔座位。圖書館在辦公室南邊那個樓，兩層。兩層上面還有個小三層，中間高兩邊低的一個通倉，兩邊還有一排小窗，那是藏書的書庫。圖書館門朝東，進門是一大通間，擺滿大長案大扶手椅，是北大搬來的，坐著很舒服。
對“邏輯專門化”不感興趣最終還是被調劑
1952年新學年，我們學生不用交伙食費了，國家供給。
我們來后，哲學樓還沒修繕好。學校在外文樓給了哲學系一個辦公室。我最早接觸新北大哲學系的老師也是在這房裡。新的哲學系設兩個專業，哲學專業和心理專業。哲學專業分三個專門化，這也是從蘇聯學來的一套。有辯証唯物主義專門化、歷史唯物主義專門化、邏輯專門化。三個專門化的學生有共同的課程，也有各專門化要學的一些課程。分專業化是從我們年級開始，我們班34個人要分為三個專門化組。邏輯專門化要動員10個學生。可能系裡對分學生已有方案名單，就按這個名單來動員。我被劃進邏輯專門化。執行動員的是清華來的朱伯崑老師。他把我們十個人一個一個叫到外文樓這間屋子談話，動員我們學邏輯。我對邏輯不感興趣，死活不願去。朱老師也不鬆口，非讓我去不可。到第三天就剩我一個人了，我也真的撐不住了，答應下來。
大約在10月底，院系調整其他大學哲學系的老師和學生都集齊了，52年所招新生也到了。系裡的外文樓一樓西端階梯教室開了一個哲學系全體師生會面會。我不記得那會叫什麼名了，實際上就是全國哲學系的教師和在校學生聚在一起會會面。那會場是從中間的台階過道分，所有老師坐在左邊前幾排，所有學生坐在右邊和左邊的最后幾排。我記得還有幾位較老的先生，有湯用彤先生、金岳霖先生、唐鉞先生、黃子通先生，還有誰不記得，會是由原北大哲學系副系主任汪子嵩先生主持，記得他挨個介紹了哲學系的老師，還說，今天是哲學系的大盛會，是全國70多位哲學系的教授、教師和全國170多個學生的大聚會。
（本文摘自《民間影像》第二輯，同濟大學出版社2013年1月版，標題為編輯所加，有刪節。）
1952年浙江大學院地理系院系調整
雖然到了一所新的大學，可是我衣服上的浙大校徽久久不肯拿下，而華東師范大學的校徽久久不肯戴上……
陳吉余 中國工程院院士，1945年畢業於浙江大學，時任浙江大學地理系講師﹔華東師范大學教授
1952年的春天，明媚的西子湖畔，浙江大學和往常一樣弦歌不絕，但是教師們除了正常的教學以外，還增加了新的內容，接受思想教育，進行思想改造，批評腐朽的資產階級思想，脫胎換骨，以工人階級思想改造自己，差不多每天下午進行學習，先是自我分析，然后相互幫助批評舊思想，樹立新的世界觀。
思想改造快要結束的時候，負責主持浙大地理系思想改造者寧奇生在地理系辦公室宣布全國要進行院系調整，還宣布了幾條紀律，不能私自聯系工作，一切聽從組織安排。
記不清是什麼具體日期，在地理系教師思想改造會上，寧奇生宣布了院系調整的具體內容。浙大理學院大多調整到復旦，地理系的地質、氣象老師調到南京大學，地理學的多數老師和全部圖書設備都掉到華東師大，隻留少數老師留在浙江師范學院﹔浙大的農學院，醫學院單獨成為專科學院。而一個全國著名的一所綜合性大學，被譽為“東方劍橋”的浙江大學被調整為一個工科大學了！
宣布方案后，一天下午，華東師大派了人事處的張波和地理系的王文瀚到浙大地理系，我看到他們兩人到辦公室，沒有和我們一一介紹，只是和李春芬先生，可能與寧奇生有談話，談什麼不知道……但又聽說學生不願去師范學校。
某一天晚上，浙大在杭州飯店辦了離別的酒宴為老師道別，大家雖然是相互敬酒，然而這是什麼樣的心情呢？真實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參加宴會時，我是由所住的吳衙巷宿舍單獨一個人去的，記不起和誰一桌，是走得去的。參加宴會的學校領導是總務長嚴文興教授，吃完了，自己一個人就回宿舍了。
到臨離開的那一天，也就是10月8日，行李打好后，家具有些是借學校的，大床和一張竹床是自己的。這天上午，學校來人搬運空了，空空房內隻有一張單人竹床。運到上海的行李和一張大床，學校派人去火車站托運了。
就這樣離開浙大了嗎？多年的培養之情，多年的師友，天堂杭州的山水草木，就這樣離別了嗎？說真的，就是我住的吳衙巷的宿舍，相處多年的老蛇都不願我離開，物件搬運了，它一早上就吊在我的門楣上，中午又橫躺在門坎上，我隻能跳窗離開了一住數年的古老房子的宿舍。
1952年10月8日，我們上午離開了吳衙巷，到大學路，物理系，家屬去了一個同事的家裡。中午，我帶了長子回吳衙巷，在我的空房竹床上睡了午覺，然后，就帶著孩子，走到火車站（杭州的城站），家屬與同事直接走到城站。
我們在火車站會合，李春芬、嚴欽尚和我三家從軟席候車室進入軟席車廂，是浙大職員送上去的，職員我不認識。
在軟席車廂，人很少，也就是李、嚴、陳三家，我們泡了茶，聊聊天。下午2時開車，大概4點半到5點到上海西站，華東師大張波通知到西站來接。下車后，步行到華東師大現在的一村，我們被分別帶到安排好的宿舍。嚴欽尚一家住東西大樓，我住在一排平房中的一間房子裡，床鋪都安排好了，打開行李就可休息了。房間對面有一間廚房，可以做飯。
10月的一天，嚴欽尚和我到學校拜會孫陶林副校長，嚴欽尚把浙大委托他接收我們的檔案交給學校，我們算是報到了。
雖然到了一所新的大學，可是我衣服上的浙大校徽久久不肯拿下，而華東師范大學的校徽久久不肯戴上。
……
浙大是名師薈萃的學校，竺可楨校長延聘名師，每個系都有全國著名的學者，他們不僅是學術上，而且在學風上言傳身教，學生們接受他們的熏陶，培養出浙大之風，浙大之人。就以我所在的史地系來講，史學有張蔭麟、譚其驤﹔地學，竺可楨校長就是地學泰斗，系主任張其昀學貫古今，地質有葉良輔，氣象有涂長望等教授皆國內之大師，國際之聞人。
在院系調整時，浙江大學地理系，教師僅10人，地理學：李春芬、嚴得一、嚴欽尚、陳吉余、鄭家祥﹔地質學：朱庭祜、孫鼐、李治孝﹔氣象學：石延漢、麼振生，另有教輔及工友五人：其中繪圖員王心安、工友湯孝初調整到華東師大，繪圖員吳賢祚和錄事、文字抄寫周丙潮調整到浙江師范學院，工友周雨伢留在浙大。這樣一個地理系，在國內地理界熠熠生輝，十名教師三個專業方向。院系調整后，學生均進入南京大學地質系和氣象系，以后他們中許多都在學術上很有成就。只是浙江大學史地系從1936年建系，13年分系，又經過3年，僅16年時間，卻留下了光輝的史跡和深刻的回憶……
（本文摘自《民間影像》第二輯，同濟大學出版社2013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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