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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間“專門化”催生二次院系調整
2012年，清華大學恢復文科傳統，成立人文學院和社會科學學院。回眸這所著名學府的辦學史，上世紀20年代，清華四大“國學導師”梁啟超、陳寅恪、王國維、趙元任均是我國近代最杰出的學者﹔社會學系、政治學系、經濟學系和教育心理學系的建立，在當時均是開社會科學研究風氣之先，涌現出費孝通、陳岱孫、錢端升等一批學術大師。
記者 姜澎 樊麗萍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在中國的高等教育發展史上，記錄在案的大規模院系調整，總共有兩次。如果說，1952年的院系大調整以“拆分”為特點，那麼始於上世紀90年代的第二次院系調整，最大的特點就是合並。
從1993年開始，我國對高等教育進行了重大體制改革和結構調整。
此輪調整中，一種現象份外顯眼：大學頻頻合並更名，由“學院”改為“大學”。而一些大學也從學院內部分科系擴建為學院。這些變革舉措，都旨在完善大學的綜合性。
學界普遍認為，上世紀90年代的高教管理體制改革，旨在針對大學日益嚴重的條塊分割、辦學效益低以及單科性院校過多、人才培養模式單一等弊端——它也被認為是基於1952年院系調整基礎之上的一次復歸。
改革開放后，過於專門化的人才培養弊端漸露，已不適合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
從專科教育 向通識教育的復歸
“加強基礎，淡化專業，因材施教，分流培養”，在北大的辦學史上，於1988年提出的這十六字辦校方針，如今看來，別具深意。從1952年院系調整后強化“專門化”人才培養，一直到30多年后“淡化專業”的提出，顯而易見，高校辦學的理念已經發生了變化。從2000年以后，包括北大、復旦、中山大學紛紛啟動通識教育或博雅教育。
在一些研究高教的學者看來，這又是一次效仿美國教育模式的改革之舉。實際上，關於大學的通才培養還是專才培養的爭論，早在1949年以前就已經有了。
據華東師范大學研究教育史的徐小楚介紹，當時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學校基本上都是“培養通才”的學校，除了教會學校聖約翰大學有“東方哈佛”之稱外，浙江大學也有“東方劍橋”的美譽。在解放前，按照洪堡大學精神，“必須有研究才能算是大學”。當時很多學校也在追求建成綜合性大學，很多大學一度醉心於建新學院，開新專業，要建成“大而全”的學校。
但其時，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則堅決反對大學的“大而全”，他反對北京大學建醫學院、法學院等以專門學科為主的學院，堅持認為北京大學隻需要文學院和理學院。
1952年院系調整以后，我國高校大規模地擴充工科，以滿足工業建設的需要，大力培養理科人才，拓展新中國的科學事業。
復旦大學校史館副研究員錢益民說，從長遠發展來看，分割太過細的學科，使大學逐漸淪為社會的職業技術培訓學校，偏離了大學教育的初衷。
復旦大學蘇步青先生生前談起1952年的院系調整時曾經說過，前蘇聯的高等教育模式優點是重理論，重基礎，但是缺點則是太過於專門了。造成的結果是，學生知識面過窄，不適應社會對復合型人才的要求。
改革開放以后，不少學者已經意識到過去大學專科化人才培養的缺陷。包括清華大學在內，一些曾經的綜合性大學紛紛提出了恢復人文學科傳統的辦學要求。
1980年，時任清華大學校長的劉達和副校長何東昌在《光明日報》頭版發表文章，題為《重視大學文科，多辦大學文科》。此后，清華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都提出“沒有一流的文科，就沒有一流的大學”的口號，並開始設立人文社科學院，渴望改變人們認知的“以工科著稱高校”的形象。
直到2009年，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恢復，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在賀信中，就用了“從劫灰中浴火重生”一語。而上海交通大學更是在短短的10多年間大量投入，先后建成了法學院、人文學院、高級金融學院，希望能夠完善學校的學科結構設置。
盡管辦學模式、理念不一，但從上世紀90后迄今，綜合性大學無一不是從專科類人才，重新走向通才培養的道路。
順應市場經濟 高教體制告別“計劃”
“石油化工部辦石油化工大學、紡織部辦紡織大學、經貿部辦經貿大學、外交部辦外交學院，地方辦地方性的大學，剩下的就歸教育部”——這是一些學者對90年代第二輪院系調整前國內高校分類的描述。
90年代高校啟動第二輪院系調整，還有一個獨特的時代背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中央政府部門機構改革的不斷深化，中央政府部門的機構和職能發生了重大變化，與此相適應，部門所屬學校的管理體制也應做相應的調整。
但在此之前，我國高教管理體制，是在高度計劃經濟體制下建立起來的，實行國家集中計劃、中央部門（俗稱“條”）和地方政府（俗稱為“塊”）分別辦學並直接管理。行業、部門所需要的人才，主要由其自行辦學來培養。
國家領導人李嵐清在他所著的《教育訪談錄》中講了一個故事，十分典型地反映著當時條塊分割的狀況。在對外貿易論斷時代，國家為了培養外貿人才，20世紀50年代初，外經貿部就辦了北京外貿學院（即后來的對外經貿大學），后來人才不夠了，又在上海、廣州、天津辦了外貿學院，各地又辦了中專、還有職業中專、職工中專。有一次，他找外經貿部的財務司司長，結果對方說，自己被外地來的幾位外貿中專的校長圍住，脫不開身。后來才知道，這些校長是找他來要錢蓋房子，連蓋托兒所、廁所都要來找部裡要錢。這說明，在當時不少大學已經辦了外經貿的院系。外經貿部自己再辦專門院校，就顯得不那麼必要了，隻會耗費額外的精力。
《教育訪談錄》中還寫道：“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的高等教育在管理體制、辦學模式和結構等方面存在的問題也就日益凸現，這些問題主要是條塊分割，部門分割，專業過窄，規模過小，低水平重復設置高等院校和專業，產學研脫節，包得過多，統得過死，從而使教育資源難以得到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影響了整體辦學效益和教育質量的提高……”
李嵐清曾對當時高等教育資源被分割的局面做過一個形象的比喻：“就像一塊蛋糕，先被橫切，再被豎切，然后左切右切，最后被切成蛋糕屑了”。
強強聯手增加實力 高校出現合並潮
1992年，原國家教委首先從打破高校單一的隸屬關系、加強地方對高等教育的統籌入手，積極促成了廣東省人民政府與原國家教委共建中山大學和華南理工大學。此后，以主管部門共建和高校間開展合作辦學為主要形式的高教管理體制改革，在全國迅速展開。
通過管理體制的改革，一批更加綜合的高等學校應運而生。1993年，由江西大學和江西工業大學合並組建的南昌大學，逐步形成了“多學科交叉滲透、學研產緊密結合”的新型綜合大學辦學規模﹔1994年4月起開始合並的四川大學，經過艱難曲折的探索和銳意改革，並校改革的優勢和效益從多方面顯現出來。
據統計，在這一輪院系調整中，全國共有31個省、市、自治區，60多個國務院部門（單位）參與了改革，涉及高校900余所。全國普通高校數量已從1994年最多時的1080所減少到后來1018所。
通過合並，出現了一批新的綜合性和多科性大學，特別是將一批重點醫科院校與教育部的重點高校合並，使這些大學成為學科齊全的或較為齊全的綜合性大學，辦學實力顯著提高。
與此同時，伴隨著各種形式的共建，幾百所高校改變了學校單一的隸屬關系，條塊有機結合，學校為地方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服務的能力也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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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院系調整削弱部分文科辦學實力
法學——
綜合性大學法律系式微
單科性政法學院崛起
1952年，在原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4校的法律系、政治系和社會民政系等的基礎上，新建了北京政法學院﹔在復旦大學、震旦大學、聖約翰大學、滬江大學、南京大學、安徽大學、東吳大學等的法學院、法律系、政治系和社會系，以及上海法學院等的基礎上，組建成立華東政法學院（廈門大學的法律系於1953年並入）。
1953年，以西南人民革命大學的政法系為基礎，合並四川大學、重慶大學、雲南大學、貴州大學以及重慶財經學院和輔仁學院等六校的法律系，合並組建了西南政法學院。
同年4月，又以1952年成立的中原大學政法學院為基礎，吸收湖南大學和中山大學的政治系、廣西大學政治系、法律系以及中山大學社會民政系組建成了中南政法學院。
經過調整，原來國民黨政府留下來的53所法律院系（設有法律、政治法律、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社會福利行政學等6個專業，有教師542人，在校學生7388人），除組建成為以培養、培訓政法干部為主要任務的4所政法學院之外，隻剩下了武漢大學和西北大學的兩個法律系，以及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黨自己創辦的中國人民大學、東北人民大學兩所法律系，老師和學生的數量都明顯減少：在校老師有340人，學生為3830人。
1952年全國政法院系調整，對后來的新中國法學教育產生影響。一方面，它使中國的法學教育與蘇聯的模式接上了軌，走上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政法人才的培養，主要以單科性政法學院為主，法學教育中的短、平、快培訓特色迅速增強，法學教育面向司法實務。另一方面，原來學術色彩比較濃厚的綜合性大學中的法律系，退居到中國法學教育的二線，加上新中國成立時留用的一批民國時期的著名法學教授或改行，或在家閑賦，以及許多法律圖書資料散失，原來在綜合性大學的知識背景之下的法學研究氛圍大大淡化，中國現代法學研究的整體力量有所削弱。
社會學——
一個學科曾整體在中國大陸消失
經過學科和課程改造,包括社會學、政治學在內的一批人文學科被停止和取消。
南京大學的社會學系在1949年就並入了政治學系,政治學系在1952年調整中又被取消。原來分布在全國的20多個社會學系經過1952年的調整,隻剩下兩個，分別是中山大學和雲南大學的社會學系。到1953年院系調整后,僅存的兩個社會學系也被取消,作為一個學科的社會學到1953年底在中國大陸上徹底消失。
其時，學者費孝通曾多次諫言,甚至苦苦哀求,希望不要讓社會學斷子絕孫,多少留一個種,留點苗苗。據費孝通回憶說,當時,相關部門的意見都非常干脆：不能留,堅決斷子絕孫！
南京大學的著名社會學家孫本文去了地理系搞經濟地理,曾任金陵大學社會學系主任的柯象峰到外文系當了普通老師。南京大學的哲學系經過數十年的慘淡經營,曾一度集中了許多全國知名的學者。但正如祖慶年先生所說,1950年代院系調整后,“哲學系竟失去了存在的余地,老老青青,統統給扔出了南大的大門。”
回眸醫學院發展：先拆分、再融合
記者 唐聞佳
以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為原點，今年國內許多院校迎來60周年，醫學院是其中之一。
過去60年，醫學院分分合合，我國醫學院校與醫學事業的命運及發展與1952年前后的故事緊密相關。如今，知悉這段歷史的人已不多，我們隻能從親歷者的口述中，管窺那段不容忽視的醫學發展史。
“邱財康事件” 各學科專家合力攻克難關
1958年，上海發生了一件轟動世界的醫學事件：廣慈醫院（現瑞金醫院）成功救治大面積燒傷鋼鐵工人邱財康。據此后報道，醫學界普遍認為，中國的燒傷醫學就是在邱財康搶救成功后發展起來的，此外，該事件還意外推動了中國整形外科學的發展。在親歷者、原上海第二醫科大學（上海交大醫學院前身）校長王一飛教授看來，這則見諸中國醫學史的傳奇醫事有個特殊的歷史背景：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
1952年，上海的聖約翰大學醫學院、震旦大學醫學院和同德醫學院三座著名的醫學院合並組建了上海第二醫學院（上海交大醫學院前身）。彼時，新中國成立不久，反對奴化教育的呼聲很高，帶有西方教會色彩的私立學校逐漸退出了中國高校辦學史。
原聖約翰大學醫學院是美國賓州大學醫學院上海分校，具有美式醫學教育背景、震旦大學醫學院為法式醫學代表。而同德醫學院為在德留學中國學生回國后創辦，擁有濃厚的德系醫學背景，橫空出世的上海第二醫學院頓時匯集了多重醫學體系、不同醫學流派的名醫大家。
“當時的學校把一批專家安頓好，組建了一個中國的醫學院，很快在臨床醫術或科技水平上創造了許多中國第一和世界奇跡，尤其是國際上的燒傷評價很高。”1957年，王一飛考入上海第二醫學院。翌年，還是學生的他就加入到搶救邱財康的救治中。
彼時，邱財康燒傷超過90%，燒傷有幾個關口難過。第一是休克關，由內科解決﹔其次是感染關，除了找傳染科，由二醫出面，找了微生物專家、一級教授余□。面對抗菌素對綠膿杆菌無計可施的情況，他提出要用噬菌體。於是，學校發動醫學生去各處土壤、糞坑裡找，結果真的找到了綠膿肝菌的噬菌體，把感染解決了。最后一關是植皮關，由整形科解決，醫生想到了文獻上報道的“郵票狀”植皮技術，連續三個多月夜以繼日的奮戰，創面全部愈合，開創了當時的世界第一。
“當時國際上認為這種人是必死無疑的，但學校黨委認為要全力搶救這個工人，最后完成了國際首創，這不是某個教授的功勞，而是一個多學科的團隊，學校把各學科的大專家組織起來攻克難關。”王一飛感慨。
為一位專家造一座醫院，院系融合發揮專家特長
新中國成立后，百廢待興。醫學院該如何發展，成為全國院系調整的議題之一。受蘇聯模式影響，主張醫學院獨立辦學的呼聲很高，這成為1952年醫學院獨立建校的序曲。在此期間，醫學院主要走上三條路徑：第一，醫學院從綜合性大學中獨立出來，比如原浙江大學醫學院並入浙江醫學院﹔第二，綜合性大學中的一些醫學相關學科拆到醫學院中，比如原浙大理學院藥學系並入上海第一醫學院（現復旦大學附屬上海醫學院）﹔第三，原有洋人辦學背景、私立教會醫學院等拆分合並組建新的醫學院，上海第二醫學院即是如此建校。
院系大洗牌，意味著人員大調動，如何安排好專家，是一門藝術。“以上海第二醫學院為例，全新的學校面對的是五方雜處，有高校的醫學教授、也有社會上的醫學名流，各種醫學學派，融合很難，用三顧茅廬來形容當時校黨委走訪專家的情形一點也不過。”一個有趣的說法是：當年的行政安排大多考慮專家的具體情況，比如把原來聖約翰大學醫學院的專家安排到仁濟醫院（美式醫學氣息濃郁），把震旦大學醫學院的專家分配到瑞金醫院（法式醫學氣息濃郁），而對於像高鏡朗這樣的留美兒科博士、上海灘大名鼎鼎的私立兒科醫生，沒有合適的臨床附屬醫院去怎麼辦？那就給他造一所醫院！根據史料記載，1952年與1958年高鏡朗先后參與籌建上海第二醫學院以及新華醫院，后者如今已是上海的三甲醫院，以兒科疾病診治見長。
1952年院系調整后，一大批醫學學科相繼建立。例如按歐美醫學教育模式，醫學院不設兒科系、口腔系，統一為臨床醫學專業，畢業后再分科學習，考取相關從業執照﹔而蘇聯的醫學教育體系中，兒科系、口腔系是與臨床醫學並列的。
醫學院並校潮掀開新融合
如今，那段中國醫學草創時期的弄潮兒大多已作古，為數不多的親歷者已滿頭鶴發。有時聚在一起回顧這段不算遠的歷史，他們會有些其他想法。“由於1952年院系調整，醫學院脫離綜合性大學單獨發展，但我們發現，醫學這個學科獨立發展是有問題的，尤其是對醫學人文素養的培養。”國家教育部相關負責人曾在公開場合上說道。上世紀90年代開始，國內的醫學院與綜合大學的合並浪潮印証了這一說法，這是1952年院系調整后醫學院面臨的一次新的融合過程。
“人文缺失是對阻礙醫學進步的最大障礙。但如今，醫學人文課程還存在隨意性大，與醫學結合不強等短板。如今我們看老專家查房，是一門藝術，他們不僅查病，更在細微處表達對病人的關心﹔反觀如今的年輕醫生，總覺得缺點什麼。”在老專家看來，醫學教育新融合還有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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