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高考作文到底有多讲究思辨性？

每年的上海高考语文作文题，不仅是市民百姓的谈资，也足以影响全国语文写作教学和命题走向。

尽管今年的上海高考阅卷工作早已顺利结束，但围绕高考作文命题的争论一直在持续。从命题者、阅卷者到一线语文教师、资深教研员，以及长期从事语文教育研究的大学专家学者……业内人士面对蕴藏在高考作文命题背后的一系列“大问题”，观点争锋激烈。

对考场出现的“三假作文”到底怎么看？高考作文命题是否已进入“拐点”？（相关内容请参看文汇报7月3日6版《文汇教育》专刊）把中法高考作文题放在一起比较有没有意义？……本期，又有学者撰文，对语文作文的评价标准提出了真知灼见。本刊也继续欢迎关心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学者专家加入讨论。

高考作文涉及的写作材料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事实性材料，一类是思辨性材料。在近年来各省市的材料作文中，出题者提供思辨性材料较为普遍，而上海卷更显特出，今年的作文题“和谐的自我”也不例外。

对此做法，有人质疑说：恰恰是因为出题者提供的材料已包含了思辨性，使得学生的思辨空间被挤占，学生充其量只能在已有的思辨框架中完成一道问答题。针对这种思辨性材料的所谓“明显缺陷”，有一些专家提出，上海高考作文命题已进入“拐点”，接下来，出题者应该通过提供事实性材料而不是思辨性材料，让学生自己概括、分析，以检测其独立的思辨能力。对此观点，笔者实在不敢苟同。

所谓作文命题进入“拐点”，实在理据不足

每年高考结束后，学界总会对当年的命题特点和今后的命题走向展开研讨，出现不同的观点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毕竟，真理越辩越明。

虽然我不认为今年上海卷提供的作文材料在文字表述上没有瑕疵，也不认为思辨性是高中语文写作的唯一要求（我们对高中生的写作要求应该更为宽广），但这里需要澄清的是，学生不能开拓思辨空间，这与出题者提供的材料已包含了思辨性并无必然联系。

假如命题给出的是一段事实材料，要求考生加以观点的提炼和思辨性的分析，这固然可以成为议论文写作的教学导向；但另一方面，针对已经包含思辨要素的观念性材料，考生依然可以进行“二度”思考。就像英国历史学家柯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说的，“让思想材料本身，成为思考的对象”。如果有些教师真的希望高中生写出来的议论文也有一定的哲学味，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事实材料的思考，还需要对有关事实的思考加以再思考。

从今年上海作文题来看，确立“和谐的自我”这一价值取向，就可以放在两个层面加以反思。其一，从个体的心理内驱力说，“和谐的自我”与“冲突的自我”有互补性。和谐的自我追求稳定性，冲突的自我追求生长性。当一个社会趋于保守时，“和谐的自我”常常会与不思进取、消极保守划等号。比如《红楼梦》中，薛宝钗比之林黛玉，其自我内心要和谐得多，但从小说世界展示的整体评价看，对于薛宝钗的贬斥显然要过于林黛玉。有这样的倾向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因为薛宝钗的和谐毕竟代表着一个保守的儒家礼仪文化，代表女性对自身正常欲求的压制。其次，“和谐自我”与“和谐社会”有本质差别。和谐社会固然是有识之士大力倡导的，但和谐社会的达成，未必能与“和谐的自我”划等号。我们更应该把“和谐的自我”置于“和谐社会”这样的背景中来思考时，才有可能确立正确的价值观，把“和谐的自我”跟一种泄愤式的心灵平衡或者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区别开来。

所以，思辨性作文材料直接呈现的二分式关系固然能够引导考生进一步去思考，但这毕竟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也许更重要的是，如何在自身的思维推进中揭示材料隐含的对立，如何在材料给定的结论中发现其得以成立的社会前提（而不停留在心灵内部），作文的思辨性而不是教条性，才能真正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