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律在纵容“小霸王”吗？【2】

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

前不久，中国留学生在美群殴同伴，被美国司法部门以绑架、折磨等重罪指控，最高可判终身监禁的新闻一经媒体曝光，立刻有人感叹美国执法之严，要知道学生打群架这类事件在我国顶多校内处罚。

我国的法律真的在纵容“校园小霸王”吗？

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法官余阳表示，基于不同的法律渊源，中国属于成文法国家，美国属于判例法国家。比如在我国认为很轻的、纯属民事范围内的侵权，美国可能就构成犯罪。英美法系规定袭击罪，入罪门槛很低，不像在我国，故意伤害一定要达到轻伤才构成犯罪。

余阳介绍说，对于青少年的违法犯罪行为，在司法实践中，一般以教育、拯救、感化为主，惩罚为辅，其目的是为了拯救有过失的未成年人。对于很多情节比较轻微的案件，都是以当事双方调解沟通，化解矛盾为主。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增设了未成年人犯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这是对一些犯轻罪并有悔罪表现的未成年人，人民检察院暂不起诉，对其进行监督考察，根据其表现，再决定是否起诉的制度。目的是给犯轻罪的未成年人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有利于使其接受教育，重新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

“考虑到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不足、身心发育不完善及可塑性大等特点，对其入刑的门槛设置不宜过低。”余阳表示，如果通过立法的方式，把未成年承担刑责的门槛降低的话，会造成很多社会问题。比如会造成失足青少年自暴自弃，不利于对其挽救改造。我国很多独生子女家庭，如果其子女因为轻微违法行为被判刑的话，一个家庭的希望就没了。

尽管我国不强调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适用重刑，但司法部门也在通过加强法制教育事前预防、判后实行社区矫正等各种努力降低未成年人犯罪的数量。

据统计，柳北法院审理的未成年人案件人数呈逐年下降趋势：2011年到2015年上半年，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占刑事犯罪总人数的比重，由20.28％下降至8.22％。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率的下降，也达到了司法综治所期待的效果。

但也有业内人士认为，从数字上看，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率的降低，很大一部分也是由于目前我国非监禁化的刑罚轻缓化趋势造成的。很多轻罪都放到社区去进行管理感化，但实际上配套的法规没有跟上，社区往往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或是资金、人员不到位，导致其没有尽到教育感化责任，再加上家长对学生也缺乏监管，所以对这部分孩子处于一种放任的状态，感化教育的效果也就无从保障。

青少年法制教育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

社会观点普遍认为，要做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事前预防比事后惩戒的效果要好，而加强青少年的法制教育，是预防工作的重中之重。广西知名的依法治校专家、柳州市教育局政策法规科科长林炜到教育部门任职前，曾做过法官。他常年参与青少年普法教育工作，但在他看来，很多学校对法制教育往往都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青少年法制教育亟待加强。

“我们的教育太片面追求应试成绩了。”林炜认为，学校教育最起码应当培养出人格健全、遵守社会法制、懂得回报社会的人。如果教育出来的学生都是高分低能、不懂得遵守社会规则的人，这样的教育就偏离了方向。像复旦研究生投毒事件、马加爵杀害宿舍同学事件的发生，都说明很多学生即便是读到大学了，仍缺乏基本的法制观念。

从事法制教育多年，林炜特别感慨的是，法制教育在学校历来都处于一个边缘化的地位。一般学校搞法制教育，就是请公检法部门搞送法进校园活动，一年组织几场校园讲座，没有作为必修的课程，学生就没有受到系统的教育，活动轰轰烈烈做了，普法教育的效果却很难入脑入心。

柳州市教育局的一位领导对这一现象也直言不讳，很多单位到学校开展的普法教育变成了应付式的、功利式的宣讲。有一次，他接到当地税务部门的申请，想组织校园普法活动，给小学生讲税法。“我真不知道组织这样的主题的活动除了能帮他们完成政绩以外，能对学生起到什么效果？”他质疑道。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即便是一些从思想上重视法制教育的学校，法制教育的效果也同样难以保证。

柳州市第十六中学是该市第二批青少年法制教育示范教育基地，校长黄健明表示，学校安排4名教师，每月轮流给各个班上一次法制课，教材用的是广西地方教材。

学生愿意上这门课吗？听得认不认真？对于记者提出的问题，黄健明说，“这在教学质量上没办法控制，因为毕竟是选修。”开设这门课的本意就是学校要力所能及地尽到普法的义务。由于课程设置是体现国家意志的，顶层设计没有规定开设这方面的课程，就算你推进地方课程，它的主体地位也不足以凸显。另外学校招老师也要按编制办事，上面规定开设哪些课程，才能招相应的老师，这也导致中小学往往没有专业的法制教师。他期待国家在“十三五”制定中长期的教育改革规划时，对课程改革做相应的调整。（记者谢洋 实习生谢耘 薛瑞环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