縝密論証和慎重執行會讓改革走更遠
最近,國內一些地方紛紛以調整英語分值為高考改革的切入口。調整高考中英語的分值,引起曾因英語“備受折磨”公眾的很大興趣,給出了各種正面解讀。
有人認為,這有助於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減輕課業負擔。目前中國學生從小學到大學,在學習英語上花費了大量時間,甚至超過母語,但效果不佳,學了多年,還“連聾帶啞”,得不償失。
還有人認為,現在城鄉教育資源配置不均衡,農村英語教師緊缺,水平也不如城市,這對農村學生不公平。既然連城裡學生都學不好,日后更用不了,那不如降低英語分值,也有助於減輕農村孩子的壓力。
第三種觀點是,從傳承文化角度考慮,降低英語分值,增加語文分值,可以引導學生將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用於民族文化的學習。
本人雖有英語學位,也教過幾年英語,但對中國從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到職稱評級中對英語的過度重視,一直不以為然,但真要降低英語分值,卻也有所顧慮。不過,與其說是為英語教學可能受到的不利影響而擔憂,毋寧說是對調整英語分值的論証和依據的難以理解。
如果單純以對學生是否有用為標准,來決定中學科目在高考中的分值,那英語肯定不會是第一個被調降的。在文理分科的情況下,許多文科學生永遠用不上六年中學到的那麼多數學知識。比如,幾何肯定是用不上的,借助幾件簡單工具,如直尺、量角器等,足以解決幾何課上老師布置的所有題目,哪裡需要添加輔助線,援引定理,進行繁瑣推理?如果學習數學的意義在於訓練思維,那麼學習英語就沒有同樣的作用?就形式邏輯思維而論,漢語確實弱於英語,中國學生在學習英語的過程中,不正好提高形式邏輯思維能力,為開發科技創新能力打好基礎?
如果承認學生學習英語是有用的,那就不能因為學生沒學好,卻將英語的分值降低了。在“高考指揮棒”下,分值降低意味著學校和家長的重視程度下降,學生學習積極性下降,最后英語隻會學得更差,更不能用。其實,現在學生英語成效不佳的重要原因在於教學方法有誤。比如,中小學教師普遍要求學生抄寫英語單詞,這是沿襲了中文學習方法,而沒有顧及兩種語言的內在差異。中文既是耳朵的語言,所謂“表音”﹔也是眼睛的語言,所謂“象形表意”。抄寫隻對眼睛有意義,對耳朵完全無效。英語主要是耳朵的語言,文字無非聲音的記錄,所謂“拼音文字”,其主要學習方法自然是聽和說,而不是抄寫。中國教師不分文字的內在特性,將英語的學習方法同中文混淆,學生當然很難學好。如果因為學不好,就不學,那文科學生數學沒學好,是否也應該按照“投入產出比”來調整其分值?
認為降低英語分值有助於緩解城鄉差異,實現教育公平,那更不靠譜了。如果英語確實有用,那農村地區的孩子要想得到學習英語的機會,隻有義務教育一條路。可以肯定,無論教育部門是否給英語以足夠分值,大城市裡經濟狀況良好的家庭肯定會繼續卯足了勁,為孩子創造學習英語的機會。反過來,一旦農村學校放鬆了對英語的重視,學生學習英語的條件隻會惡化。這樣的話,即便高考時壓力有所減輕,未來在勞動力市場的競爭中,他們也會為此付出不成比例的代價,從而使教育促進社會公平的作用大為削弱。
至於將學生花費大量時間學習英語,視為對本土文化的某種競爭,如果不是“威脅”的話,則是睜眼不看今天語文教學的現實:以今日中小學語文教師對傳統文化的掌握,以語文課堂教學的機械和刻板,單純增加時間,就足以提高學生對母語的掌握程度,增加師生對傳統文化的親近感?我們切不可低估了語文教學自身改革的難度。
一句話,高考改革和英語教學改革都是必須的,但改革之前弄清楚為何改,如何改,同樣也是必須的,否則“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難免陷入為改而改、最后不得不“翻燒餅”的窘境。(顧駿 作者系上海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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