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彩票，誰讓教師“被自願”?【2】

　　【觀點】

　　攤派，為何受傷的總是教師

　　■本報記者 張春銘

　　攤派的事情，似乎隔段時間就會重演一次。攤派的內容五花八門，讓人大跌眼鏡。除了訂報和拉生源這類教師常遇到的攤派，修公路、買燈泡、甚至拉人辦醫保也攤派到教師頭上。

　　前段時間，雲南師宗縣某學校接到該縣政府辦的通知，要求全體教師每人購買10個節能燈。再往前，還有長春某小學要求每位教師從社會上找一個人參加醫保，完不成的話，自己拿錢補。

　　當年為修寧靖鹽高速公路，江蘇鹽城市射陽縣教師每年被強行扣掉200元工資認購所謂的資本金。但高速公路建成8年來，認購者均沒有參與分紅。射陽縣信訪局工作人員稱，自己也是受害者，當年所有行政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都被要求認購了資本金。交通部門表示分紅要到2015年左右。

　　這些與教師教育教學本職工作無關的事情，為何仍攤派到教師身上?我想，這值得政府部門反思。

　　很多公益事業，教師這個群體的確有責任有義務自願參與，通過各種途徑讓教師知道有這樣一些公益事業，是可以的，很多教師也有這個覺悟，樂意為社會貢獻力量。但是最后卻或多或少演變成強制任務，其中也許有政績工程的心理在作怪。買少了，數字不好看，為了保証有一個漂亮的數字，一些部門採用了原始粗暴的辦法——按人頭平攤。如果直接相關的部門不夠數，就把教育部門也拉進來。在西二鋪中學的彩票事件中，下達任務的直接上級並不是教育部門，而是鄉政府。

　　經過曝光，這些事件會有一個大同小異的調查結果：學校理解有誤，上級部門要求的是自願，未分配任務，沒有強制要求。學校的確負有一定的責任，傳達政策應該准確，思想工作應該細致。但是否最后所有的責任都應該推給學校?

　　我們可以想象一份文件自上而下傳達的旅程：隨著下級政府為了確保工作完成，也許最初的“建議”，到了最后落實層面，就成了“必須”。平心而論，面對一份有指標、有目標任務的倡議書，學校該如何做工作，才能讓大家“自願”完成上級要求的指標?在各級政府以任務為本、以目標為本的初衷下，在用數字作為目標，用指標作為推動工作的動力的大環境下，教師作為最后的接棒者，已經喪失了“自願”的權力。

　　解決攤派的問題，是否該從上級政府做起?各種公益推廣的初衷是好的，但一旦最后成了硬性任務，成了攤派，再美好的初衷都會變味。政府部門在推廣一些公益事業的時候，應該先考慮核心相關人群，再考慮需要哪些部門配合支持，針對這兩類人群，應該有不同的推廣和支持方案。如果確實需要教育部門配合，應該行文明確，千萬不要拉到籃子裡都是菜，不管是否與教育部門相關，都明示、暗示學校要購買或出資，應該盡量給教師減負。其次，推廣公益活動的相關部門應避免攀比心理，盲目追求“創新高”，要尊重教師的本意。再其次，應該有相應的監督機制。當學校接到攤派任務時，應該有渠道向上反映，在學校這個層面制止一些不合理的強制性攤派，而不是等到攤派后，教師在網上曝光。

　　教師群體是一個高尚的群體，他們熱心公益，通情達理，不少教師不用攤派也會默默地獻愛心，但這不能成為給教師攤派的理由。強扭的瓜不甜，一旦成為攤派，就給自願的初衷蒙上了陰影。希望教師不要再被攤派。畢竟，攤派是一種強制，強制是對公民權利的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