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教授的“跪求”中有多少尷尬無奈

　　因為代理海南省三亞市一農場83名職工相關農場經營權案子，被法院以超過訴訟時效兩審均判敗訴，上月底，59歲的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教授劉景一，帶領職工到三亞市信訪局門前跪訪。對此，劉景一二十多年前的學生、浙江律師鐘錦化在微博中亦稱：我一直強烈反對因討不到公平公正而動不動就下跪請願的做法，這更不是一個法律人應該提倡的做法。（《南方都市報》1月20日）

　　指責劉景一的跪訪是容易的：堂堂法學教授竟用如此反法治的方式表達訴求，這是多麼“惡劣”的示范啊？連法學教授都不信仰法律，又怎麼能引導普通民眾樹立起法治思維呢？固然，不被信仰的法律形同虛設，這樣的道理哪怕一個普通的法律本科生都耳熟能詳。可為什麼法學教授也如此行事？

　　劉景一的“反法治行為”是在窮盡法律途徑仍然維權無望后的無奈之舉，他本人也非常清楚這樣的行為和個體的尊嚴、自己的身份之間的沖突，但正如他本人所言，“在跪的那一刻內心也很掙扎，但想想，我個人膝下的黃金和83人的公平正義誰輕誰重，這種做法可能是讓他們獲救的唯一希望，如果不那麼做，83人一分錢得不到。”

　　這其實不是劉景一一個人的尷尬，而是不少認認真真走完法律程序者共同的無奈。在去年廣東“兩會”上，當惠州市委書記黃業斌剛談到要引導群眾信法不信訪時，同組的省人大代表林春濤當面向黃業斌反映了一個問題，並將有關信訪材料交到黃業斌手上，林春濤的解釋是，“我也是代表，實在沒辦法了，法律程序都走了。”

　　不管是法學教授的“下跪上訪”，還是人大代表“兩會現場上訪”，悲哀的都不是當事人的身份，而是法律的權威。在一個文明社會中，究竟是法律最有權威還是權力最有權威，不是看紙面上的言辭，而是實際運作的邏輯。如果權力總是高於法律，那麼法律甚至不被最該信仰它的人所信仰，就會成為一種看似相當尷尬卻絕對符合實際理性的現象。

　　更悲哀的是，“有身份”的人不管其行為多麼“不符合身份”，至少他們的訴求能表達出去，被更多的人看到和聽到，起碼不至於成為“沉沒的聲音”。可以想象，在艱辛的維權過程中，還有多少選擇“下跪上訪”的當事人，在長時間的“下跪”中，收獲的還是訴求無從表達的尷尬和無奈？有多少人在走完所有法律程序之后，在實在沒辦法的情況下，還能有機會向市委書記當面遞交信訪材料？

　　原本非常正常的維權行為，竟然需要那麼多“附加條件”才能順利表達出來，這該多麼不正常。當維權越來越需要“比拼創意”時，說明我們的社會麻木感在與日俱增，對悲情的“免疫力”正在不斷增強，這也意味著維權成功的概率越來越低。正如成功策劃“農民工模擬外交部發言人討薪視頻”的奇姓男子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的，“這事兒說起來挺悲哀的。黑錦和手裡拿著判決書呢，那是什麼，那是國家的法律啊，但是一直沒有生效，你讓這些人怎麼辦？這些人好多次都說想採取極端手段，但是這樣的事社會上太多了，社會都麻木了。我做這行久了，點子真的越來越不好想，這是挺無奈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