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岁西南联大老校友：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

孙亮，云南师范大学物理系离休教授，西南联大1945级学生。

2015年8月，首都大学生采访团重走西南联大之路，来到了云南师范大学的联大遗址，也因此有机会听老先生讲讲当年的故事。

初见孙亮老先生之时，很难想象这是一位92岁高龄的老人。他身材并不高大，但气度不凡。银白色头发一丝不乱，灰蓝色套装干净利落。和我们交谈，思维清晰，声音洪亮。谈起往昔岁月，老先生言语间满是对西南联大的怀念。

一路坎坷：破碎求学路

孙老先生从小到大的求学之路几经波折。小学时随当教师的父亲在昆明的各个乡村中学辗转，初中时成绩优异的他却只能在私立中学就读。“我从小家庭环境就不好，升初中的时候，我考了第一名，可是家里没钱供我读公立的学校，好在当时昆明求实学校的苏校长免了我的学费，我才能继续读书。”提起老校长，孙老先生依旧充满感激之情。当时的学校条件艰苦，只能在文庙里利用简陋的房舍办学。那时日军已经开始轰炸昆明，时不时盘旋在城市上空的日本飞机，时不时拉响的警报，无一不给当时的教育带来了不小的冲击。然而，即使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也没有阻挡孙老先生求学的脚步，他随学校迁至昆明北郊的龙头村继续上课。原以为会在求实学校读到高中毕业，然而，西南联大迁至昆明并办起了联大附中，让他看到了一个可以获得更广阔的教育资源的机会。

“我高二的时候啊，特别羡慕联大附中，特别羡慕。”提起考入联大附中的经历，老先生语气里多了一分骄傲。西南联大来到昆明后，联大师范学院黄钰生先生根据南开大学老校长的理念建立了联大附中，附中采取六年制教育模式，每年组织考试招收插班生。高二那年，怀着对西南联大的无限敬仰之情，孙老先生报考了联大附中五年级的插班生，并以优异的成绩在300多名报考生中脱颖而出，正式成为了联大附中的一名学生。同届考入联大附中的还有杨振宁夫人杜致礼、查良钊女儿查艺杰等。

联大附中办学严谨，学风活跃，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每班不超过50人。每个班级都有各自的墙报，供学生们发挥自己的写作能力。“我们班叫做火星班，是大家一起努力专研科学技术的意思。”提起在联大附中度过的两年时光，老人脸上的笑容一直没有散去。

联大附中三分之二的毕业生都进入到西南联大继续学习，孙老先生也不例外。1945年，他进入到西南联大工学院电机系学习。在联大的日子依旧艰苦，当时实验器材少，工科类实验进行困难，许多实验器材都要自己动手制作。此外，联大教室的铁皮房子夏不避暑冬不遮风，下雨天雨落屋顶噼啪作响，甚至无法上课。由于家庭困难，孙老先生上大学时一直在母校求实中学兼课，教授物理，在辛苦完成学业的同时承担着家庭的重担。即便如此，在联大读书的那一年依旧是老人求学生涯中最幸福的一年。

然而，在象牙塔中一心求学的好景不长，1946年联大结束，三校相继踏上了返程。为了继续兼职养家糊口，老人并没有随大部队返回北京深造，他选择留在了昆明，转入当时的昆明师范学院物理系继续学习。1948年七一五事件爆发，老人毅然离校，投身民主运动，学业至此中断。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云南省政府组织开设学习班，让当年的爱国青年们补完欠缺的学分，本应在1949年毕业的孙老先生终于拿到了这份迟到了十余年的学历。

一路艰辛，一路坎坷。破碎的求学路不能熄灭老人心中对知识的热情。即使是现在，老人依旧清楚地记得在联大教室里上课的一幕幕，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了大一的外语课上大家一起读赛珍珠时的情景。学高身正，明德睿智，联大人的风骨在老人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一段往昔：峥嵘岁月稠

民族危急，战争的阴影一直笼罩在人民心中，挥之不去。时至今日，脑海中惊心动魄的细节仍然历历在目。孙亮还记得第一次看到日本飞机轰炸昆明时的情景：“一共8架日本飞机，黄色机翼，机身上挂着帆布，一直在昆明上空盘旋。”即使是在大后方，昆明也终究没能逃脱日军的轰炸。“看到飞机来了就拉警报，人们都往城外跑，人太多，都堵在城墙边的路上，日军看到了就专门往那儿丢炸弹，死了好多人。我从学校赶回家，路过现场，树上都还挂着残缺的尸体。”如今老人已经可以平静地叙述这段不堪的往事，但话语中依然透着悲愤。

抗战结束后，内战随即爆发，昆明人民水深火热的日子仍然没有结束。1948年前后，当地师生组织掀起多次民主运动，国民党军警包围运动区域进行镇压戒严，将学生、民主人士逼至云大实验楼、民族大学礼堂两处进行围攻。“那时候啊，里面的学生手无寸铁，就用楼里化学实验室里的药品作为反抗武器，坚持了三天。我当时送器材到地下党组织的商店，没有进入那个区域，才逃过一劫。”说起那段日子里的风雨，老先生用手指着窗外，偶有停顿，缅怀之情溢于言表。不论过去了多久，那一代的人永远也忘不了那些悲惨的故事，而有些国耻，有些伤痛，也永远不该被忘记。

一腔热血：赤子报国心

即使是手无寸铁的学子，在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中之时，也会想要不惜一切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孙老先生投身民主运动的经历令人动容。

1946年，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的一部分教授选择留在昆明，继续在当地从事教育事业。此后，内战日趋严峻，昆明高校中已经有了共产党的基层党组织，在西南联大留守教师的带领下，掀起了多次民主革命运动。自1948年七一五事件爆发以来，以反国民党政府、反“美扶日”、反饥饿、反迫害为主题的民主运动相继开展。此时，共产党组织迅速扩张，联大教授费孝通等开始在昆明举行演讲，民主与解放的呼声越来越强。而这时，还在读大三的孙老先生也经同学介绍加入了“民主青年同盟”，运用他在电机方面所学到的知识，为民主运动提供所需要的电器与器材。随后，他又加入了地下党工作团。1948年前后，滇桂黔边区总队已经开始在地方上组织武装斗争，老先生被“民青同盟”派往滇北的富民县工作，同时为解放云南做准备。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昆明，补完学分毕业后留在了云南师范大学物理系任教，直至离休。

“到国家需要的地方去”，这是采访之中孙老先生说的最多的一句话。1945年考入西南联大之时选择电机系的电讯专修科，是因为当时国家需要电讯方面的人才；大三时离开象牙塔投身民主运动，是因为国内斗争形势危急；加入“民主青年同盟”，前往滇北从事基层地下工作，是因为国家的民主解放需要。

“到国家需要的地方去”，对于和平年代的学子们或许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概念，但在孙老先生的故事中，这句话有着千钧之重，足以成为他一切人生选择的根源。

采访结束之际，我们请孙老先生给当代大学生一些寄语。他想了想，只说了这样一句：“希望你们能秉承西南联大的校训精神，刚毅坚卓，投身到国家需要的事业中去。”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贯穿了老人的一生，那一份沉甸甸的厚重之感也将在老人殷切的目光中延续下去，播散开来。（北京理工大学周睿萌、北京大学金畔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