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大学张旭东：出国是去发展自己的思路【2】

詹姆逊：学者的表率

留学生：你到美国师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后，留学生的生活还适应吗？

张旭东：特别适应，在学业上，甚至可以说不存在适应的问题。去了后很兴奋，更能专心致志地学习。我也只能算是走运，碰巧了，就我个人的经验，很多人在国内还能用心读书，可是一到国外，经历了这么大的变化，诱惑如此之多，需要应付的事也是层出不穷，反而让你感到无所适从。

我刚跟詹姆逊的时候也不知道詹姆逊是什么路数，但聊的时候就特别能对话。这就牵涉到另一个问题。我现在每年都在国内招博士生，发现大多数学生看重的是大学和导师的名声，对自己日后的方向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规划。出国是去发展自己的思路，而不是去换一个环境，如果是后者的话，自己在国内的学习在国外完全无用武之地，而国外的知识储备又没有到位，这样的留学就会事倍功半，留学变成一个损失非常大的事。

留学生：你眼中的詹姆逊先生是个怎么样的人？

张旭东：他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学者。他对我做的事是一种证明，有他在我不会对自己做的事情产生怀疑。年轻人在学术上还没有完全立足的时候需要相信一个东西，他就会给你这样的信心。

另外从学术层面而言，他的思想既积极介入前沿理论，同时他的历史穿透力又很强。他读马克思主义、黑格尔、斯宾诺沙、甚至中世纪的哲学，面对丰繁芜杂的世界，当你无法应对时，他会给你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搭起一座桥梁。我很幸运，我在美国的很多同学只学20纪后期的一些理论，但他们的历史纵深性往往就会弱一些。欧洲的教育会强调历史，特别扎实，但是又过于古典。

在教育上，詹姆逊是个非常慷慨的学者。对于中国学生尤其照顾，这种照顾不是说在生活上，他会非常期待你的学术发展。他肯定是一个西方中心论者，但他对中国也非常关注，这种关注让我开始摆脱某种意义上的本位主义，使我发现，中国当下的许多问题，其实无时无刻不与世界性的问题盘根错节在一起：革命、市场、国家、保守……无不如此。另一方面，詹姆逊的勤奋让人印象深刻。他每天五六点钟起床，看书写作，晚上11点休息，天天如此，雷打不动。他的家很大，就像中国一个小村子，一看就是拒绝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家里养了很多鸡、猫、狗和羊。每年新学期开始都会在他家开派对，不过再高兴，9点他也会准时去休息。

有一年我做他的助手，每天8点整他就会打电话给我，要我去借书。他的阅读量和阅读范围给你定了一个标准，让你知道一个学者应该是这样的。他读书几乎都是照相式的，过目不忘，这也让人非常佩服。

留学生：香港科技大学的陈建华先生上次对我说詹姆逊写《政治无意识》的时候，直接就打下来，很少修改，所以非常难懂。是这样的吗？

张旭东：他写稿一气呵成，所以看他的稿子改动的地方很少。但他语言非常流畅，有人抱怨他的书读不懂，可能是缺乏一些必要的知识准备，跟不上他的思路，跟他本人的著作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留学生：在中国，一个导师可以带很多的研究生、博士生，甚至把自己的学术著作分摊给研究生来做，导师就变成了“老板”。你怎么看？

张旭东：在西方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 学问是个人的事，怎么可以把它们让别人代劳？中国的基础教育非常好。但是就我个人接触到的情况，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和美国比较起来还是差距比较大。我们的中文系和西方民族文化的核心—比如英文系、法文系、德文系—仍然无法抗衡。西方的学术规范很严，大多数学者都有很强的自律意识，抄袭、作假、复制自己、说空话套话的现象、就不容易出现。国内硬性量化的东西太多，硕士生都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而在西方，学者并没有这方面的硬性规定。

美国出版社编辑的敬业精神也让人佩服。我的书稿清齐定后寄给他们，他们会专门找一个 Copy Editor来审读我的稿子，一般需要2个月的时间。从文字到句法到行文风格，一书稿打回来，密密麻麻几乎每一行都有改动，贴满了编辑的意见，得需要一个月才能把稿子修改完，出书的质量确实让人佩服。

本雅明所面对的就是一个梦幻世界

留学生：我知道你在翻译《拱廊计划》，这本书的进程怎么样了？

张旭东：我和几个博士生在美国翻译本雅明的《拱廊计划》，1000多页，这是非常浩大的一个工程。这本书是本雅明的读书笔记和资料汇编，不是专著。暑期和华东师大中文系和纽约大学东亚系合办的暑期研讨班，就是以这本书为核心读本，来讨论大都会的文化研究、现代性问题的基本方法、基本概念，从19世纪的巴黎出发来审视  世纪的上海。有些方法是可以借鉴的，比如我们现在还处于一个商品时代，如何看待商品？商品对我们生活空间的影响？资本和商品所构造出的物质符号世界，越来越密不透风。所以我回到它的源头—本雅明19世纪的巴黎。
这本书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留学生：本雅明所感受到的震惊首先是一个感官的震惊，你认为这种震惊和都市化的进程有何关联？

张旭东：这当然很有关。在农村、在传统的世界中，生活都是连续的。经验组织在传统规范之中，一切都是规律性的，有章可循的。大都会里的是陌生人，面对的是陌生人大量的聚集，这里就会发生许多意想不到的事。工业文明给你带来物质上的震惊、陌生感、自然的退却和消失、速度的加快、空间的压缩。

震惊的第一个意思就是信息过量，是一种伤害，造成视觉、听觉等感官乃至身体和心灵的伤害。这种伤害淤积后无法排遣，就会变成病灶，抑郁症、精神分裂、异化……所有问题应运而生。这本书是从意识层面—而不是从马克思从生产出发—研究我们被我们的文明塑造成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在后现代条件下，这一切都已完成，但在本雅明的巴黎，还都是源头。

留学生：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分析纳粹犹太人大屠杀的起源，认为现代社会将人变成大机器中的螺丝钉，正是现代社会将现代文明推向了大屠杀的深渊，你是否认同他的观点？

张旭东：对，欧洲人特别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两次世界大战、大屠杀以及极权政治下的苦难，都与理性、征服、 控制、 人与自然的分离等现代性基本的概念有关。人把自然视作一个掠夺的对象，进而把人类作为工具，近代工业文明就会变成杀人的魔咒。这使本雅明这代人特别沉痛地感受到：灾难成了常态？为什么人们会去接受它，认为它是正常的？对于他们来说，美国和苏联都不是希望。所以他回过头去研究，哪出问题了？

留学生：这是个越来越碎片化、越来越虚无的时代，你觉得还有解决的途径吗？

张旭东：现在来谈解决还为时过早，但我觉得至少人们应该有反思的意识。这就跟鲁迅说的一样：铁屋里的人在昏睡， 有几个人醒过来了， 可是铁屋子无法打碎。那么你是叫醒他们呢，还是继续昏睡下去？本雅明和鲁迅都谈到了一个觉醒的问题，如何从这个商品拜物教的时代觉醒是第一步。

至于改造，也不是没有人尝试过。20 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最血腥最暴力最激进，也最理想主义，很多实验都失败了，但我们说我们就做顺民了吗？就满足于小康了吗？人生活在假象中是很幸福的，生活中现实中则必须承受丑恶、痛苦和残酷。现在首要的问题是要告知他们，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马克思就告诉我们什么是资本、剥削、阶级压迫，将我们从物质的假象中剥离出来，重新审视这个物欲的现实。但如果大家连读书的兴趣都没有，被商品和资本训练得只喜欢娱乐，那要求他们去了解和理解我们生活的真实现状，也许也是一个颇为无奈的要求。现在教育是打开商品统治的一个缺口，培养他们阅读和批判的兴趣，这样才可能谈得上日后的解决途径。

留学生：大都会是一个流动人口的中转站，本雅明的行文风格也是游移不定的，充满诗意因而是梦幻般的，你觉得他的文风是否也是现代性的产物？

张旭东：因为他所面对的就是一个梦幻世界。他必须用梦幻世界本身的语言来说话，他不是医生来诊断病人，而是病人自己想从梦中醒过来，这个病人被麻醉了，但有可能以一种马克思或者本雅明的方式来思考，而且他希望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他非常强调辩证法的意象就是梦的意象—你要从梦中醒来看自己的梦。梦和醒，生和死之间虽然是两个世界，但同样存在着一种从梦中看梦的状态。这就有点像马克思说的，假设有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更合理、更理性、更回归自然同时又先进的社会，这个社会不可能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都给抛弃掉回到原始共产主义世界去，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极至，它自己克服自身的缺点—当然也不排除暴力革命的可能性—把生产、技术、激发人的创造性都发挥出来，才能进入一个理想化的世界。（特约记者·河西）

来源：留学生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