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提琴家馬友友：活著就是為了不停成長和進步

馬友友前晚演出現場。

馬友友

　　前晚，馬友友與廣州交響樂團音樂會在星海音樂廳舉辦。這位溫潤謙和的大提琴家與廣交以及笙演奏家吳彤攜手演奏了《度》。富有線條性的大提琴和中國傳統樂器笙與管弦樂團的結合讓這部作品極富旋律感和畫面感，為觀眾帶來回味悠長的一晚。演出之前，馬友友接受了本報的獨家專訪。本報記者

　　中國古典文化教我遵守美德

　　廣州日報：您對這次演奏的《度》的理解是什麼？

　　馬友友：我想向觀眾講述這個了不起的故事，這個關於生於公元802年隋末唐初的佛教學者的故事。他是個翻譯家，也是一個旅行家，按照當代的政治地理概念，他在十七年裡踏足了吉爾吉斯斯坦、阿富汗、烏茲別克斯坦、印度北部及南部，寫下了后來成為《西游記》靈感源泉的《大唐西域記》。《度》這部作品，就是在短短的25分鐘裡面用音樂去表達唐玄奘的這種奉獻、隱忍、探險精神以及他的剛毅和堅持。三個樂章演奏下來，能為聽眾繪出他一生的經歷輪廓，從長安到印度的艱險旅途、對生命中各種喜樂的體驗以及最終達致的清澈、充滿智慧、精神開化的境界。

　　廣州日報：《度》是一部跨界的作品，跨界也是您一直致力的事業，跨界可以使古典音樂煥發別樣的魅力，但同時可能面臨“形式感太重”等風險，您如何規避此類風險?

　　馬友友： “跨界”是一個現代產生的概念，它似乎略帶輕蔑感，暗示著一種為了向商業利益示好而犧牲藝術價值的行為。其實我認為真正的跨界是一種人與人在藝術上進行的友好合作，為過去與當代之藝術形式（包括美術、音樂以及其他文化）搭建溝通橋梁的產物。

　　廣州日報：您是華裔，因此許多中國觀眾對您感到很親近，您每次到中國演出會因此有特別的感受嗎?

　　馬友友：中文和法文是我的母語，中文我是在家裡學的，也隻在家裡講。你可以想象當我第一次發現並進入一個所有人都講著我父母講的語言，過著我隻在父母的講述中粗淺了解的生活時的驚奇與喜悅。練書法，過春節，燒香，接受孔子之道的教誨……這些兒時的記憶在我初次踏足香港、台灣以及最終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來到中國大陸之時，都變得那麼鮮活，那麼栩栩如生。當我在中國的時候，我當然感到一種特殊的親密關系，我渴望著能更多地了解這裡，知曉和體驗這裡的人民的生活，無論是現在的還是過去的。同時我也有一種強烈的願望，能參與和見証教育與文化對中國、乃至對全世界所有國家走向未來的影響。我們處於一個所有事情都飛速變化與革新的世紀，在這種變革的沖撞下如何持續保持對人性的關懷，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廣州日報：您曾說中國古典文化和價值觀一直根植在您心中，這對您從事音樂事業有何影響?

　　馬友友：從小我就被教導要講禮貌、尊重他人，不要總以個人私利為出發點，要知曉自己行為對周遭環境的影響。我也被告知“字如其人”的道理，而我認為這個道理同樣可以用在音樂上。不是說我已經完全遵守了上述的所有美德，但我一直都在鞭策自己盡量去做到。

　　音樂教育：先天與后天共同作用

　　廣州日報：在音樂教育方面，您認為父母應該如何培養子女?

　　馬友友：做父母的學問太多了，很難有一個統一答案，很多時候簡直就是難解之謎。不過我認為越來越多的証據顯示這方面的探討核心不應是“先天”對決“后天”的，而是“先天”與“后天”共同作用，對這兩者予以同等的考量，或許就是一種健康的培養方式。

　　廣州日報：在很多人眼裡，您是成功的典范，獲獎無數、功成名就、家庭美滿, 您還有什麼未盡的夢想嗎？您還會為自己設立奮斗的目標嗎？

　　馬友友：活著就是為了不停地成長和進步。我親愛的妻子，也是最了解我的人， 告訴我一直工作，別退休。她這樣說可不只是為了趕我出家門。我認為工作給予我方向，與他人為了共同的目標合作，努力在工作中步向一個更公正、公平的世界，賦予我存在的意義。

　　廣州日報：您一直對公共事務很熱心，比如您曾組織“百人會”，擔任奧巴馬政府“總統藝術與人文委員會”成員。很多人會有疑問：您是藝術家，為何要介入社會公共事務？

　　馬友友：我不願讓自己變得冷漠和消沉。隨著年歲的增長，我們曾經的導師逐個離開，我的孩子漸漸獨立，未來的不確定性也在漸強，我會感到擔憂。但我一直在努力，希望在我離開的時候，這個世界不會比我的孩子出生的時候更差。因此我問自己，我以及我們，能為這個世界做點什麼？面對世間許多單純依靠政治與經濟力量無法獨立解決的難題，我們能如何有所貢獻？作為一個音樂家，我如何能成為更好的公民？我們這些在藝術人文領域的從業者，如何能讓自己與政治、經濟領域的佼佼者一起為這個社會共同出力？畢竟一個社會的最佳形態，應該是政治、經濟、人文三個引擎相互協同，共同驅動的。

　　與郎朗的對比：

　　每個音樂家都是獨一無二的

　　廣州日報：數天前，中國很多媒體報道了您和郎朗一起參加坦格伍德音樂節的事。這其中可能隱含這樣的情緒，您和郎朗都是“中國人”的代表，你們為中國爭了光。您如何看待中國媒體和觀眾的這種心理？您如何看待中國觀眾把您當成“自己人”的心態?

　　馬友友：其實在某種范疇上，音樂季與運動隊的作用和使命是一樣的，我們都努力為自己的社區、民族、地區以及國家作出貢獻。但是我覺得這種自豪和驕傲感的過度泛濫是有其內在的負效應的。我認為藝術的創造，包括音樂、美術、文學、電影等等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對個體生命的存在予以支持和充實，舒緩痛苦，傳遞生命力，賦予人們平衡的心境。藝術打開了我們對不同現實的想象之窗，使我們得以在不同思維空間裡神游，在這個過程中使我們恢復活力，重拾希望。在坦格伍德音樂節時我聽了郎朗的排練和演出，我非常欣賞和享受他在音樂上的強大技巧與想象力。他啟發了許多人，也讓許多人為他感到自豪。

　　廣州日報：最近有中國樂迷，將您和郎朗的成長經歷做了一番對比，稱是“兩個受過不同教育的父親，教育出兩個完全不同的名人兒子”。您如何看待這種對比?

　　馬友友：因為地域環境和年代的差異，我們之間的成長固然有很大的差異。坊間常有成功方程式的探討，我不敢苟同。每個音樂家都是獨一無二的，因為他們有著不同的大腦、身高、手指長度、生理特質乃至完全不同的人生經歷，因此每個音樂家的樂音連接、樂句處理、演奏動機等等都是不一樣的。

　　廣州日報：最近,在中國國內有媒體質疑一些古典音樂家和娛樂圈靠得太近，過於明星化，您對此有何看法？您是否認為古典音樂家應有意與名利場、娛樂圈保持距離？您認為應該如何在各種光壞下保持清醒頭腦？

　　馬友友：我本人不太用這種劃圈子的方式去看待這個問題，因此我也不太懂得如何回答這個問題。我認為隻要某件事背后的價值是積極正面的，那從事或參與這件事情對個人成長的影響就會是正向的。李淵航/文 邵權達/圖

(來源:廣州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