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说相声创业：7年，我们一起说相声【2】

　　从聚到散，一切都没了

　　除了票房，同样心酸的，还有几个人的生活。为方便练相声，几人合租在一处老旧的小区里，为节省开支，几个人从来不敢在外面下馆子，更不敢去参加朋友聚会，每个星期几个人凑在一起只有100块钱生活费。

　　洪方舟记得，那时，最常吃的是馒头和水煮白菜蘸辣椒，最开心的是逛超市买打折的可乐，最奢侈的是每个月末路边摊的烧烤烙锅。

　　“做菜死命了往里放盐。”高振洋形容那时的生活“真是苦到没边了”。“但我们看得到希望”，高振洋说，对窝在一起吃白菜啃馒头的日子来说，未来的希望在于志同道合。

　　坚持到2010年6月底，由于说相声的场地修缮，“春黔社”不得不关门停业。

　　“春黔社“散伙，几个形影不离的伙伴也搬出了那个老旧的出租屋。7月，陈丹去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上班；9月，迫于家庭压力，丁阳悄悄地回了老家，电话打不通，QQ不上线，招呼都没打一声离开了；10月，洪方舟去了肯德基上班；11月，穆伍去了贵州青年志愿者艺术团工作。大家的联系越来越少。

　　2010年11月19日，师父刘长声去世，五个兄弟再次聚齐见面，“大家基本没有交流任何与相声有关的东西，办完丧事就分开了。”穆伍说。

　　2011年年初，和穆伍跑了六年爱情马拉松的女友提出分手。穆伍一直只有两个梦想，一个是说相声，另一个就是娶回心爱的姑娘。“春黔社”没了，爱情也丢了。“那一刻，我的整个人生崩塌了。”穆伍说。

　　“出去赚奶粉，养‘春黔社’这位母亲”

　　穆伍开始拼命工作。2011年8月，一次偶然机会，穆伍听说以前演出的茶馆再次开张营业，他立马找到主管商量重启演出的事宜，最终以营业额对半分谈妥演出地点。准备了一个月，“春黔社”再次演出了。

　　再次开业，团队积极创作了具有贵州本土特色的相声剧本，也把时下流行的“买房”、“城管”、“教育”、“世界末日”等话题搬进了剧本，针砭时弊，几个人还开始用微博发动同城的人来听相声。

　　比过去演出好的是，听众渐渐多了起来，和过去差不多的是，社团依然没有盈利，眼看就“奔三”的穆伍心起波澜。

　　虽然是团长，一月拿2000元的工资，毕业五年的穆伍依旧勉强维持生活，一年到头和朋友聚会从来不主动请客。一次和朋友吃饭，饭后朋友们起哄说让穆伍请客唱歌。穆伍用信用卡刷了569元房费和酒水，“刷卡的时候，心疼得像在滴血”。听着朋友们唱歌，穆伍一遍一遍想——如果毕业时接下那份党刊记者的工作，现在不至于这么窘迫。

　　那晚，他坐公交车一路哭着回了出租屋。

　　考虑了一个晚上，他打电话给洪方舟，说了自己的困窘和想放弃的想法，事后穆伍才知道，洪方舟在挂了电话之后，淌了两个小时的眼泪，也加速了回老家的想法。

　　2012年11月，感觉由于团队成员不积极钻业务，穆伍第一次和兄弟们发了火。洪方舟也觉得，整个团队，除了自己和穆伍，其余人都不爱相声，不然，“怎么老有那么多借口不排练”。

　　团队的心开始动摇了。12月，传说中的世界末日没来，“春黔社”的末日却降临了。一次演出结束后，洪方舟和大家说：“过年我就回天津。”

　　2013年2月2日，本来是穆伍、洪方舟二人的专场演出，因为洪方舟坚持要离开，从未吵过架的这两个人吵了起来，那一晚，洪方舟一个人在台上演出。第一次，洪方舟的左手边少了一个让他“砸挂”（戏谑取笑）的人。

　　洪方舟离开“春黔社”，回老家找寻普通人的安稳日子。

　　心爱的姑娘离去，好搭档也走了，穆伍只剩下每月2000元的“盈利”和一个相声理想。当初起名“春黔社”，是寓意“在黔中大地上绽放春日光彩”，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穆伍也终于想通了，“‘春黔社’就是一个贫瘠的母亲，她没法产奶，那我们就要自己出去挣钱回来养自己，养活她。”

　　看着自己的社团再次跌入低谷，成员们并没有像上次那样一哄而散。大家通过微博相互调侃，实际他们心里都知道，他们是在彼此鼓励，也给观众传递出信心。

　　如今，“春黔社”的成员大都有了自己固定的工作，收入有了保障，每周六下午聚在一起“溜活儿”，每场演出结束后，大家都会快速从后台跑到大门口，沿着台阶站成一排，抱拳作揖微笑着直到欢送走最后一位听众。

　　穆伍说，找到养家糊口的资本，可以把相声理想延续下去，“重要的不就是给生活带来个‘乐儿’吗？”（记者 白皓 通讯员 涂碧霞）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