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農民工子女的留學路：被改變的命運(圖)

2011年萬聖節，王新月(左)與UWC室友在一起。去了加拿大念書以后， 性格開朗的王新月積極參加UWC的活動，后因其表現優秀， 順利進入西蒙弗雷澤大學並拿到全獎。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4月1日那天，我收到了加拿大UWC(世界聯合學院)的全獎錄取通知書。晚上，我、媽媽、王澤方、王雪蒙、老孫、吳郎，我們一行人坐上了去安徽六安的大巴，風塵仆仆……”

兩年前，拿到通知書后，在上海生活了十年的王新月，和家人、朋友一起踏上了返鄉旅程。十年來，因為讀書求學的問題，她曾數次往返於六安與上海之間。而這一次返鄉，終為這段一度前途黯淡無光的生活畫上了句號。

幸運兒

去加拿大之前的最后一個清明節，王新月回鄉給爺爺奶奶上墳。

“傍晚，我們在大伯的帶領下，來到爺爺奶奶的墳上給他們上墳。記得當年為了生活，我們隨爸爸媽媽去了上海。那年我8歲，王澤方6歲，王雪蒙4歲。當時爺爺剛好去世，一晃已經10年了。”她將這一次回老家的經歷寫成了《回鄉記》。

那還是2000年，在安徽農村生活了八年的王新月，跟父母一起去了上海。來上海之前，王新月的爸爸在老家當過中學老師。

家鄉貧困，很多學生棄學走上打工之路，當老師的父親不願孩子也走上這條路，他狠下心來到上海打工，為三個孩子尋找新的出路。

但上海的大門對外地小孩是關閉的。他們無法入讀公立學校，隻能在農民工子弟學校就讀。這些學校條件普遍很差，教學質量不高。王新月隻能進入了寶山區滬皖農民工子弟學校念書。

好在糟糕的環境之下，也有偶爾出現的一線亮光。王新月和更多農民工小孩來到上海的幸運之一便是遇到了張軼超和“久牽志願者服務社”(以下簡稱久牽)。

張軼超是復旦大學學生。2001年，在校報採訪中偶然得知農民工子弟學校落后的狀況后，成立了大學生支教志願者團隊去附近的農民工子弟學校支教。

第一次站在滬皖打工子弟學校門口時，他們的願望強烈：要讓這群從未好好看過世界的孩子真正領略這個世界的多姿多彩。

最初，他們只是去給農民工學校募集文具、上英語課，但卻發現這並不能真正改變農民工小孩的生活。在張軼超看來，孩子們最需要的是優秀的老師和系統的教育，而非物質上的暫時改善。

他和同伴開始張羅著在課外提供興趣課程，自己集資出錢租賃場地，教授天文、地理、攝影、日語等。他們給這個組織起名“久牽”，意即“長久牽手”，長久免費地為這些孩子提供教育服務。

當同伴們逐漸散去，為各自的生存與生活奔波忙碌時，張軼超堅持了下來。從復旦哲學系畢業后，他進入了上海一所國際學校教書，業余時間幾乎全部用在了“久牽”，陪伴著農民工小孩的成長。

王新月遇到張軼超是在小學三年級，此后張軼超便走進了她的生活，帶著她成長。他帶他們去捉蝴蝶，讓小孩子自己去感受很多東西，在感知中去認識這個世界。

“久牽”也成為王新月生活中的一個重心。

在經歷資金短缺、場地退租、人員四散的困窘之后，2006年是“久牽”的一個轉折點。這一年，張軼超與美國人柯慧婕一起成立了“放牛班的孩子”合唱隊，並尋找在上海各大演出大廳的表演機會，經此募集到了更多資金，得以租下一套兩室一廳，有了常規的活動基地和鋼琴、揚琴、電腦等許多設備以及大量的圖書。

王新月很喜歡“久牽”的書，生性調皮的她，常常將書帶回家，帶到學校送給同學，和他們交換書來看。管束不了她的張軼超，一度生氣地要將她趕出“久牽”。

現在回頭去看，王新月仍然感慨自己的幸運：在農村有爺爺奶奶的寵愛，“我爺挑擔子會一頭放我，一頭放石頭，從村裡走過時全村小孩都羨慕我”，來到上海她又遇到了張軼超，可以跟著他一起成長。

回鄉與返滬

然而，美好的小環境終究敵不過冷峻的大環境。臨近小學畢業，王新月的父母面臨著選擇：讓她呆在上海念初中，還是回老家？

張軼超在“久牽”教過的不少農民工小孩，都徘徊在回老家還是留上海讀書的兩條道路上。留在上海將無法在本地參加中考。若想要參加高考念大學，就得回家參加中考。

成績好的小孩，家人大多會選擇送回老家。成績不太理想的，張軼超會建議留在上海念中專，在他看來上海資源豐富、信息廣泛，留下的價值更大。

王新月生在一個重視讀書的家庭。“我爺爺奶奶很重視教育，覺得能多讀點書就多讀點。我爸受影響，對我們的教育也很重視。”最終，家人決定讓孩子早點回家，以適應老家的教學環境，在老家中考。

2004年，王新月又回到了六安，念六年級。

然而，在上海呆過之后，回鄉的農民工小孩已不能適應老家的環境。在老家，王新月沒有朋友，沒有歸屬感，回到家鄉卻仿佛是異鄉人。

不會講家鄉話的她，卻得聽老師用家鄉話上課，用家鄉話罵人，“罵得很難聽”。生性調皮的她，帶著同學逃課，去隔壁的果園偷桃子，成為頻繁挨罵的問題學生。有一次被罵后，她忍不住與老師頂嘴，在辦公室裡鬧得動靜很大，氣得老師打電話給她父母告狀。

而王新月也一直鬧著要回上海。終於，母親決定把她接回上海。王新月如願以償。

在張軼超看來，那時的王新月就已經很有主見。“別人不習慣也就算了，可能就隨波逐流到中考。但是她整天和老師鬧，最后迫使她媽媽把她又接回上海。”他說，“這一段很重要，因為她若沒有這麼頑固，后來就不可能去UWC了。”

回到上海，王新月面臨讀初中的問題，糟糕的現實環境又一次擺在了面前：農民工學校的教學質量和公立學校相差甚遠，但進入公立學校卻很難。

張軼超一直在為這些小孩的義務教育想辦法。2004年秋天，聽說上海寶山區高境三中隻要通過考試，並交納一學期880元借讀費，農民工子弟就有機會入學，他立即帶了七個學生去申請。盡管考試成績普遍很差，但在張軼超的說服之下，高境三中仍接收了三個學生。

2005年，王新月回到上海后，也參加了高境三中的考試，卻因英語隻得了30分而被拒絕。她找到了張軼超，托他去幫忙說情，學校給出一個條件：兩個月后再來考一次英語。

那兩個月成了王新月記憶中最踏實學習的兩個月。在大學生志願者的輔導下，她每天8點起床開始學英語，一直學到晚上八九點。兩個月后，她的考試成績變成了80多分，成功進入高境三中。

班裡隻有兩個外地孩子，可因為王新月成績好，她被班主任任命為班長。一度，王新月樂觀地認為可以在上海升高中。

“當時她還相信有辦法在上海考高中。可能是老師跟她有過口頭上的暗示，也有她父親從朋友那裡得到的一些保証。”張軼超說。

幻想最終在初三下學期破滅，政策沒有放開，她這才真正意識到現實與前路的灰暗。

“信心挺受挫的，覺得很不公平。”她回憶起當時的狀態，“成績很好卻不能參加中考，也不想回老家，覺得讀下去也沒什麼意思。”

初中畢業后的暑假，王新月發過傳單、經常和賣水果的小伙伴膩在一起，一度想要不再念書，直接去做生意。

她的媽媽回憶起當時的場景時仍覺得好氣又好笑：“成天吵著，媽媽給我三百塊錢，給我五百塊錢，我去進點水果來賣。”

在張軼超看來，這只是王新月受打擊的表現。本來是全班第一名，卻不能參加中考，所以需要找個宣泄口。

但無論是她的父母還是張軼超，都不希望看到她中止求學之路。

“雖然我們不能中考高考，但我爸說我們該讀中專讀中專，該讀大專讀大專，然后專升本。”王新月說。

於是，她去了上海一所中專繼續讀書。

還有一條路，是張軼超指明的：在國內考大學難，可以申請獎學金出國留學。

來源 中國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