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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間3月17日，重慶工商大學官網發布《關於進一步征求績效工資方案意見的通知》，表示要“進一步廣開言路……繼續收集大家關於績效工資方案的意見和建議”。
3月15日下午，因為對審議中的績效工資改革方案草案不滿，重慶工商大學部分教職工在會場樓外高唱國歌，隨即到校門口聚集。相關信息和圖片經過網絡快速傳播后，成為熱門話題。
事件發生后，中國青年報記者連續多日深入該校探訪，試圖還原這個被視為“高校行政化導致利益分配嚴重偏向行政管理人員”的樣本真相。
目前，校園已恢復平靜，但有教師擔心，這次改革將讓既得利益者侵蝕自己的權益，有的教師擔心學校的品牌受到負面沖擊，還有教師擔心參加此次風波的核心參與人員可能被秋后算賬。
中國青年報記者通過非官方渠道獲得信息，重慶正對高校的績效工資改革進行研判。
審議績效工資改革方案引發教師不滿
綜合重慶工商大學校方和曾參與維權活動教師的信息，本次事件發端於15日召開的該校二屆五次教職工代表大會暨工會會員代表大會，這個被民間形象地概括為“校園兩會”的會議對學校的諸多重大問題進行審議。
當天的議題包括學校工作報告、財務工作報告等，其中，與會人員和全校教職工最關切的是審議學校績效工資實施方案的草案，該方案直接關系到學校全體員工的根本利益，全校上下都非常關心。部分非正式代表也前往會場旁聽，有的站在會場后面，有的站在走道上，有的甚至還坐在了代表的席位上，但得到了默許。
該校宣傳部部長華杰介紹說，會議為期一天，上午的會議波瀾不驚，在聽取一系列報告后，代表們分成11個小組進行討論，提出了修改意見和建議，這些意見和建議被收集匯總后，擬在下午作出《審議決議》。當天下午，在對《審議決議》進行表決時，旁聽人員或許錯誤地理解成將表決通過績效工資實施方案，從而採取了過激行動，走到教學樓外唱國歌，並在校門處聚集。
“當時，情緒比較激動的大約有30人，以中青年教師為主，他們的聚集造成進出不便。因為校門旁就是輕軌車站和公交車站，人流量很大，加之當天天氣很好，有很多前來爬山的市民從此經過，有的停下來圍觀，導致網絡上的照片看起來有很多人聚集。”華杰說，“當時在場的隻有大約30名教職員工，以及大約20名前來勸導的學校和學院領導，其他的都是路過或旁觀的市民，網絡上‘300名教師’的說法，不是事實。”
華杰表示，網上關於“罷課”的內容，除了參與人數失實之外，其定性也是完全錯誤的。“按照我們學校的傳統，星期五下午基本沒有安排課程，本身就沒有安排上課，‘罷課’之說從何談起？”
一名自稱參與“聚集”的老師張甲表示，當時，老師們確實是理性地表達自己的異議，沒有任何“罷課”的企圖，自己當天下午本身就不上課，“如果要上課，我肯定會去上課，不可能去旁聽會議。不管怎麼講，工資方案是學校教師內部的事務，不應該波及學生，我們絕不會用‘罷課’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訴求。”
多名接受記者採訪的老師都表示，這次聚集並非“罷課”，他們稱為“散步”。
舉手表決的通過方式被指“太兒戲”
針對網絡上“在工作人員統計尚未結束之際，校領導即宣布該實施方案獲得通過”的說法，校方人士表示，該說法不實，當時進行了統計，168名代表中有150人出席會議，101票贊成、32票反對、17票棄權。更關鍵的是，當時通過的是《審議決議》，而非具體的實施方案﹔而該份決議的內容是，決定廣開言路，進一步征求廣大教職工意見，對此方案進行進一步修改與完善。
曾參與“散步”的教師李乙詳細介紹了當天的情況。當天中午，他接到消息說，學校可能在下午的“兩會”上對績效工資改革進行審議。出於對自身切身利益的關心，李乙趕到了會場。
“現場有部分並非代表的老師‘圍觀’，但沒有人疏導。”他說，到現場后，他的第一感覺是，氛圍很不正式，相對於議題的重要性而言，顯得不夠嚴肅。
“最關鍵的問題在於使用了舉手表決的方式。”他說，現場共3名工作人員進行統計，“我不知道最終的統計結果是怎麼出來的，誰來數，怎麼個數法？有的舉了又放下了，算舉手了嗎？誰來監督計票人員的結果是否准確？”
“統計的結果很難讓人信服。”他說，他對計票方式的印象是“有點兒戲，太隨意”。
針對當時是否將通過《審議決議》理解為通過最終方案的問題，李乙回答說，這個所謂的決議內容太含糊，就連事后各位領導進行解釋時，表述都各不一樣，足以証明這個《決議》過於語焉不詳，不容易被理解。
曾全程見証“唱國歌和散步”的教師劉丙表示，本次會議，大家最關心的績效改革方案並未作為文件材料發放，僅在分組討論時短暫現身，有關方面還要求收回，這進一步加強了“去現場圍觀老師的不信任感”。
他說，學校15日“開會”，14日下午才發通知。在多數情況下，應該提前一周左右通知，校方的做法讓人不得不懷疑學校是故意讓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劉丙回憶道，當領導宣布“通過”以后，“圍觀老師”認為，方案就這麼定了，“有人便吼了起來”，但會議仍在繼續，只是有人要求“小聲點”。
他說，此刻，會場上開始傳出低微的國歌聲。李乙介紹說，“圍觀”的老師退出會場后，激動地討論“以后怎麼辦”，這時，出來一些人對著他們拍照，進一步激化了矛盾。於是，出現了唱國歌和“散步”的情況。
李乙表示，現場老師的反應完全是在特定情緒狀態下的“應激反應”，沒有任何事前的安排和准備。網絡上將其界定為“罷課”，應該說不是事實。
記者在採訪中發現，未參加當天的“散步”的教師中，也有相當部分認為自己“被代表”，他們說，代表中70%是處長或副處長，25%是正教授，5%是其他代表。記者多次要求了解校園“兩會”代表的詳細身份信息，但校方表示，因為該校人事處負責人在市裡開會，無法核實准確情況，該部門出具了一份在此次風波發生前成型的匯報材料，聲稱代表構成完全符合規定。
校方提供的另一份材料顯示，正式代表中，正處以上佔總數的33%，具有教師資格並擔任教學任務的教師代表佔代表總數的81%，45歲以下中青年代表佔總數的60%。
記者試圖了解重慶工商大學行政管理部門和教學科研部門各自的員工比例，以核實網絡上備受詬病的“行政管理人員比教學人員還多，高校行政化趨勢愈演愈烈”的說法，校方同樣以相關人員不在、自己不清楚准確數據為由，未予以正面回應。
“網絡版方案”並非審議方案
此次會議審議的績效考核實施方案是此次風波的症結，網絡上廣泛流傳的方案(下簡稱“網絡版方案”)被指對一線教職工存有嚴重歧視，“缺乏對一線教職工的應有尊重”。
據悉，該校績效工資總體上分兩大部分，一是基礎績效工資，一是獎勵績效工資。兩者分別佔全校績效工資總量的約70%和30%。這也是目前絕大多數單位實行的方案。
佔據總量約七成的基礎績效工資部分，“網絡版方案”中，正處級領導一年為97300元、副處為81000元、正科為63000元、副科為51600元。與此形成反差的是：正教授為4級64400元，副教授有三級，其中5級51400元、6級46400元、7級41400元，講師也有三級，8級為35400元、9級為32400元、10級為29400元。
如果該方案屬實，那麼，教授的固定工資收入將低於副處，副教授低於副科長。正因為該方案在很多人看來違背了起碼的公平原則，所以，網絡上幾乎一邊倒地批判該方案。
記者通過多個渠道証實，“網絡版方案”並非會議審議的方案，會上審議的方案是按系數確定的，3級教授為160、4級為140﹔副教授中，5級為120、6級為115、7級為110，講師中，8級為90、9級為85、10級為80。管理崗位中，新提拔的正處133，工作3年后138﹔副處長中，新提拔的109、工作3年后114、工作7年后119﹔科長為89，副科為84。
根據這一方案，教授的收入顯然高於正處級，副教授高於副處級，更遠高於科級。
劉丙認為，該方案存在硬傷。“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專業技術崗位及工資標准和管理人員崗位工資標准相比，副高級5級應高於正處級5級，中級9級應高於科級7級，但是，學校的方案與此相悖。”他說，該方案依然有行政人員高於教學人員的傾向。
他指出，教學人員要領取到全額基礎績效工資，前提是完成工作量和論文數量，在目前發表論文普遍存在“潛規則”的背景下，教學人員的實際收入會打折扣。
此外，他說，學校的方案模糊不清，“比如，方案說，理論課教學工作量包括備課、授課、輔導、答疑、批改作業、考核等教學環節，以計劃課堂教學學時為計算依據。根據該條款，批改作業到底是否折算成工作量，並不清楚，有關領導對此的解釋也前后矛盾。”
引人注意的是，校方似乎並不希望將方案公之於世，他們認為，這只是內部討論的一份收入分配草案，沒必要讓整個社會進行討論。
“如果真的是‘三級教授不如一個后勤科長’，那簡直就是個笑話。”華杰說，就是因為覺得“網絡版方案”完全不符合事實，“純屬烏有，不值一駁”，所以，“清者自清”，校方未予以正面回應。
華杰表示，學校績效工資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兼顧專業技術人員、管理人員、工勤人員的利益，並適當向教學科研崗位傾斜，目前的方案草案正是按此原則草擬，並在不斷地修改和完善過程之中，目前尚未有定論，方案的確定和實施也並沒有時間表，還將通過多種形式繼續廣泛征求教職工的意見和建議，將方案進一步完善后再依法、依規、有序推進。
風波早就埋下了伏筆
劉丙表示，當天的風波由來已久，“早就埋下了伏筆”。他說，矛盾主要體現在行政人員的年終獎比教學人員高出很多，而且，行政人員有更多的出國機會，更重要的是，行政人員出國不需自付經費，而教學人員則需自費1/3的經費，等等。
他說，“網絡版方案”也是產生積怨的重要原因，這是學校的第一個版本的方案草案，該方案在正式推出之前，在學校中高層領導討論交流時，有人將該方案的主體內容散布出來。
該方案受到了廣泛批評。學校發出緊急通知，邀請對該方案有意見的教師跟校領導當面溝通。2012年12月下旬的一個星期五下午，“溝通會”正式舉行。會議上，校領導的半小時講話引起教師不滿，認為“既然是聽取教師的意見，就應該由教師講”。隨后，多名教師措辭激烈地表達了對該方案的不滿。很多老師表示，教授和處長的收入差距有3萬多元，要想達到處長的收入水平，需要上幾百節課，顯失公平。
針對教師們提出的問題，校領導表示“虛心接受，會考慮大家的意見”。
隨后，“網絡版方案”被擱置，后來在“兩會”上討論的方案，是用“系數”定收入的新方案。
2013年3月初的一個星期五，新方案被提交討論，但是，教師被要求不得拍照、不得錄像、不得復印、不得帶走，隻能看，看完后，方案將全部收回。
此舉加劇了教師的不信任感，但教師仍按要求進行了討論，並匯集成書面材料交給了學院。
“遺憾的是，大家提交的書面意見如石沉大海，沒有任何回復，沒有任何解釋。”有教師告訴記者，更讓他們難以接受的是，不但未接到任何反饋，反而接到“學校兩會”將審議方案的消息。
多名接受記者採訪的教師表示，撇開績效工資改革方案本身是否公正合理的問題不論，引發這次風波的關鍵在於，校方的改革方案完全是“自上而下”的，沒有“自下而上”的流程，決策者未進行充分的調研，也未對教師提交的意見作出答復。“程序上存在瑕疵。”他們說，“校方對方案遮遮掩掩也加劇了教師對決策者的不信任感。”
而校方人士則表示，方案的修改已經體現了教師的部分意見。
改革要減少阻力，就需要將改革方案放到陽光下
對於“系數版方案”是否合情合理，接受採訪的教師有不同的認識，針對基礎績效工資部分，質疑主要表現為“不清晰”，“用系數確定了‘分子’，但學校會拿出多少錢來做‘分母’？沒有制度化的確認，事實上，總盤子是相對確定的。學校的方案不能讓教師清楚自己的大致收入，增加了焦慮感。”
爭議中，最集中的在於佔總量約30%的獎勵績效工資。
重慶工商大學教務處處長靳俊喜介紹，該校從2003年開始執行現行獎勵辦法，即教授一個學年應完成的的基礎工作量為240學時，副教授為250學時，講師為240學時。超過的工作量，按45元/學時計算。該方案迄今已執行10年。10年間，學校的學生總量由約兩萬人增長至目前的近3萬人。在新的形勢下，該校提交審議的新方案草案為：將基礎工作量提高為320學時，超額工作量按60元/小時核算。該校還設置了一個過渡期，基礎工作量為290學時/學年，超額工作量按50元/學時核算。
靳俊喜介紹說，學校已經出現員工的超額工作量遠遠大於基本工作量的情形，“不符合管理規律”。他說，該校進行過核算，目前的工作量總量為61萬學時，在理想的師生比狀態下，每名教師的平均工作量為373學時，考慮到該校教師數量尚未達到理想師生比等因素，人均工作量實際上遠遠超過這個數值。“如果按320學時計算，平均超額工作量也接近總工作量的一半。”
但反對者並不認同這一說法，最大的質疑是行政部門的人員的考核指標未上調，兩相比較，並不公平。該說法得到了多名受訪教師的認同。
教師周丁認為，教師的專業不同，可以選擇的學時數量千差萬別，“有的教師工作再怎麼積極，也難以完成320學時的工作量，怎麼辦？如果出現了教師為了完成基礎工作量而‘搶課’的情況，怎麼辦？”
有人聲稱，如果確有客觀原因導致無法完成320學時，學校將不會進行處罰。可是，教師卻很擔心，因為這種“特赦條款”帶有強烈的“人治”色彩，操作中很容易出現問題，“比如，誰應被界定為‘特赦對象’？”
靳俊喜表示，需要指出的是，學校實行兩級管理體制，績效工資由學校劃撥給學院，而非直接給個人，學院會根據自身情況進行調整，制定細則，解決微觀層面的部分專業教師工作量偏少的問題。“憑良心說，學校制定的草案，心眼沒長歪。”
但很多教師認為，之所以提高基礎工作量會引起這麼多爭議，一個重要原因是校方沒有進行充分的信息溝通。“比如，提高教師的考核工作量，有沒有政策依據？是否符合國家的相關規定？”張甲表示，學校應該公布提高工作量的政策依據，尤其是數據。
他還認為，學校認為合情合理的工作量，應該將核實的依據進行公開，“尤其是應該把那些兼任行政職務的教師的工作量分割開來，單獨核算專職教師。”
很多接受採訪的教師表示，本次改革方案引發如此大的爭議，關鍵在於學校缺乏對基層教師意見的尊重。“該走的流程沒有走。”他們說，“改革要減少阻力，就需要將改革方案放到陽光下，在達到基本共識后，再進行實質性推進。”
“高校行政化問題已經是社會密切關注的問題，而本次改革方案，又必須將高校的行政管理人員和教學科研人員區別對待，因為兩個系統不可能用同一標准對待，因此，改革必須慎重。”該校一位老教授表示，“但願這個讓高校教師不得不斯文掃地、丟下師道尊嚴，用唱國歌的方式維權的案例，能讓政策制定者反思。”
(本文中的部分教師應要求使用化名)
本報重慶3月20日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