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资深教授俞吾金:普罗米修斯式的哲学献身者

10月31日凌晨5点，著名哲学家、复旦大学资深文科教授俞吾金在上海华山医院停止了思考。

今年暑假，俞吾金教授在加拿大参加国际会议时被诊断为罹患脑瘤。一如平时的淡定从容，得知诊断结果后，他给自己的同学、加拿大道格拉斯大学副校长欧阳光伟发去微信：“生命的价值常常不是以她的长度而是以她的宽度和厚度来衡量的。黑格尔曾经说过，玫瑰灿烂绽放的瞬间并不逊色于高山的永恒。”

普罗米修斯式的哲学献身者

高考招生制度恢复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复旦大学和德国法兰克福大学联合培养的哲学博士、从助教破格晋升为副教授的青年学者、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赛的教练兼领队、全国最年轻的哲学系主任、哲学界首位长江特聘教授……俞吾金的名字伴随着不少传奇，每一项的背后，有的都是他对自己近乎严苛的要求。

哲学学院的吴晓明与俞吾金同一年进入复旦求学，同专业同宿舍，随后坐同一架飞机前往哈佛大学进修，1984年又同时留系任教。吴晓明教授回忆说，俞吾金本科时偏爱文学，阅读量大得惊人，每天一卷莎士比亚全集是必须完成的“功课”，如果熄灯前没来得及看完，俞吾金就到走廊里借着公用电灯的光亮接着看。而每天早上，他又都是宿舍最早起来的。

俞吾金曾远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夏威夷大学等数所大学留学或讲学，学生时代养成的勤奋刻苦治学的习惯一直持续着。在整理俞吾金遗物时，有学生发现了其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的至少五十多本读书笔记，横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个不同的领域，密密麻麻的手书充实着那段如饥似渴的岁月。

1991年，基于在德国留学期间搜集的相关研究资料，俞吾金完成了博士论文《意识形态论》，并顺利通过答辩。其博士论文至今仍是研究意识形态领域不可忽视的里程碑式文献。当时的答辩委员会主席著名哲学史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冯契先生曾评价其论文“长袖善舞”，意指俞在哲学领域的各种理论间能够触类旁通、左右逢源。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功成名就后，博闻强识、手不释卷依然是这位当年哲学系帅哥在师生心目中的标准形象。他的学生辈、复旦大学学报主编汪涌豪有一次与俞吾金一同在校财务处排队报销费用，只见俞吾金从包里拿出书，就这么站在队伍里看起书来。汪涌豪建议：“我们聊聊天吧”，俞吾金却摇摇头：“我老了，时间没你们多，我还是看书吧。”

“哲学需要的并不是三心二意的追随者，而是普罗米修斯式的献身者。”俞吾金在庆祝复旦大学哲学系建系40周年纪念会上说的这句话，不只是对后辈学人的期许，亦可视为对其自身学术生涯的忠实写照。

“如果你是这样认为的话，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1993年8月，俞吾金和王沪宁搭档，带领复旦大学辩论队征战在新加坡举行的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赛并最终一举夺魁，其时的辩手分别为姜丰、严嘉、季翔和蒋昌建。“狮城舌战”让这支队伍一举成名，也让他们结下了延续至今的师生情谊。

“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上海东方传媒集团五岸传播总经理，曾是辩论队替补队员的何小兰谈起俞吾金便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俞老师总是关心着我们每一个人——姜丰瘦了，我胖了，严嘉工作得好不好，昌建学术做得怎么样。”

凡与俞吾金有过接触的人，无一不对他的谦逊儒雅印象深刻。他不是掉书袋式的学者，玩微信、开微博，愿意感知时代的脉搏，始终对人性怀有善意。俞吾金的微博皆为原创，甚至还会在微博上“天真”地回复不怀好意的质询者。

“俞老师对人性有着很透彻的研究，他总是乐于解答学生的问题，从来没有教授的架子。”蒋昌建提及恩师教导学生时常用的交流模式：“如果他觉得你的认识有误区，他一般会说‘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是这样认为的，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1990年担任硕士生导师，1993年担任博士生导师，20多年来，俞吾金已指导并培养了40多名博士和硕士。他坚持每个学期为研究生开设外国哲学方面的课程，在生活中，他是谦谦君子，温和而儒雅，在讲台上他却充满激情与感召力。他知识渊博，学贯中西又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听他的课仿佛置身于人类思想智慧的云雾之中。不少外系、外校的研究生们都喜欢参加俞吾金开设的讨论班和专题讲座。“熟知非真知”，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鼓励学生在思维最安稳处打上问号。做学问之外，他有两个爱好，一是看电影，其二则是请学生吃饭。

即便是在确诊为脑瘤之后，俞吾金仍然不忘记用自己的坚强乐观感染周围的人，不希望学生为自己担心。俞吾金的弟子、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就曾在手术前收到俞吾金的短信“你放心，我是能够挺过这关的。”俞吾金甚至还和一个陪夜的学生打趣：“我这个手术啊，就和当年华佗给曹操做的手术一样！”

担当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

31日凌晨，一得知俞吾金离世，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朱之文、校长许宁生，以及刚刚因年龄原因离任的前校长杨玉良便即刻赶赴华山医院看望和慰问家属。“现在正是学校需要用人的时候！”这些复旦的当家人们痛切地说。66岁，对于人文学者仍是黄金年龄。

对于学者的责任，俞吾金有着深切认识和自觉。俞吾金曾经回忆说，当年他躲在文科阅览室如饥似渴地阅读古典文学名著、写小说，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把他引出了书斋，因为，“只要哲学基础理论还没有从僵化的思想模式中解放出来，整个民族就会失去创造的活力。”

于是，我们看到，从桂林会议的六君子事件到复旦3108教室举行的“哲学与改革”系列演讲，从申报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到组建985国家级创新基地，这位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将自己的整个生命融入了复旦哲学系乃至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之中。有人感慨，如果抛去繁杂，让他做一个纯粹的学者，也许俞的学术成就会更高。但这也许就是这一代学人的宿命，他们注定要在风云变化的大时代中继往开来，对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做学术化思考。

俞吾金生前在对自己的人生历程进行回顾时，曾在末尾阐释自己对未来的规划：“从我踏进哲学殿堂至今，30多个年头已经过去了。虽然我尽自己的努力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人生匆匆，转眼已过耳顺之年，还有许多筹划中的事情没有完成。比如对康德提出的诸多哲学问题的系统研究，对贝克莱、叔本华在外国哲学史上地位的重新反思，对中国哲学中道的精神的重新阐释和对新启蒙的张扬，对马克思哲学体系的重构等等。此外，我还有一系列的教案有待于整理和出版。罗素曾经说过：‘要想做一个哲学家就必须锻炼得不怕荒谬’，我想，在今后的理论探讨的道路上，我会一如既往地保留着这份勇气和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