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三公经费”公开还没真正破题

2013年1月，自公益人士雷闯向全国113所高校提交公开三公经费申请以来，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2月26日，全国30所高校已公布上一年三公经费，11所经申请而公开，19所未经申请而公开。已公开的30所高校，总额达6884.73万元，浙江大学最高，达1107.8万元；广州体育学院最低，是“0”。（12月27日《新京报》）

在高校普遍对三公经费公开不积极的氛围里，有30所高校公开了三公经费，这无论如何都是值得肯定的。毕竟，当初雷闯抛出这个问题之后，收获的仅仅是尴尬，总共只收到了40所高校的回复，更有4所高校在回复中明确拒绝。30所高校公开了三公经费，也见证了舆论的力量，如果不是媒体广泛关注雷闯的申请之事，不是舆论对高校应该公开三公经费的论证与呼吁，可能高校的三公经费公开至今还不会破题。

可以说，目前30所高校公开了三公经费，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而已，因为目前的公开，还只是一个笼统的数字，三公经费来自哪里、是怎么花的、是谁花的、预算情况、决算情况等都还是一头雾水。所以，一方面，公开的数字带来了是否可信的质疑，甚至有人说三公经费为0怎么可能？另一方面，只是笼统的数字而没有明细，就导致公众无法“围观”，无法判断合理与否，从而也就无法监督与要求问责，高校压缩三公经费的动力也就不足。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七条明确规定“教育、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保、公共交通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的公开，参照本条例执行，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机构制定。”教育部在2010年3月审议通过的《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中，也明确要求高校公开经费来源、年度经费预算决算方案等信息。

但高校与全额财政拨款的政府机关不同，高校的经费来源除了财政拨款之外，还有众多的自收自支，如学费收缴、社会捐赠、科研项目、校办企业、联合办学培训等；而且，高校的三公经费使用也较为分散，除了学校“行政”之外，访问访学、交流交换、会议讲座等都可能在不同的项目中开支了，有的高校还将教师的交通补贴、餐饮补贴算入了津贴之中，导致了事实上的统计困难，预算和决算也不准确。

信息公开不是为了公开而公开，根本目的在于监督，在于促使节约。公开的数字很重要，但如果沦为了数字游戏，也就失去了它应该有的意义。就以三公经费为0来说，只要稍具常识就知道，要维持一个单位的正常运转，没有一定的三公经费，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那么，为何又得出了三公经费为0的统计数字？已经纳入各类津补贴和其它项目的实质三公支出有可能被忽视了，也有可能只公开了财政拨款部分的三公经费开支，其它自收自支部分的三公支出根本就没有反映出来。

实际上，不仅高校如此，就是政府机关的三公经费开支统计也一样，项目腾挪、摊派转嫁、统计口径变换等普遍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三公经费”在数字上的失真。而由于我国还没有专门为三公经费立法，没有具体标准，没有外部审计，没有处罚制度，也就没有了真正的问责。因此，推进“三公经费”公开，还得靠立法来堵住漏洞。高校有“象牙塔”之称，理应在全社会率先垂范；近年来，高校腐败大案也频频见诸报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对主管部门进行了制定具体办法的授权，因此，教育领域应该也完全有条件先行先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