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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很前瞻，我们的“第一”都是她在推动
1994年的时候，我们给高先生办了一场从事教育研究工作60周年纪念大会。当时是在中大校园里的永芳堂举行。大会办得很成功。包括历史系的人都说，这是中大空前也可能是绝后的了。那一次，学校里所有走得动的老教授，不光是党委书记、校长，即便不跟理科沾边的人，都过来参加。有些人甚至坐着轮椅都出来了。本来我以为只会来180人左右，但最后来了三四百人，窗口都站满了。很多人是从市区、政府部门来祝贺的。可见高先生的影响力。她的很多学生，诸如副省长王屏山、省长卢瑞华（高先生的研究生），都过来为老师进行庆祝。
在那次大会上我作为高先生的助手，作了一次总结性发言，历数了高先生一生的成就，有根有据地列举了高老师的整整10个“中国第一”。比如上世纪50年代初，她带领大家创建了新中国第一批光谱学专门化教研室；60年代初，她带领大家创建了全国第一批红外光谱学实验室；70年代，在她的指导下，上述实验室先后研制出我国第一台氮分子激光器和第一台可调脉冲染料激光器，并主持举办了全国第一次激光光谱高级研讨班；80年代初，她领衔在物理、激光与光谱学研究学科中建立了我国首批硕士、博士点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以及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学科点。到80年代末，由她主导的超短激光脉冲和超快速光谱学方面的研究已经胜利地跨入世界科学技术的前沿阵地；所建立的多种超短激光系统和超快速光谱学实验装置以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这些成就是高先生带领实验室的同事们一起取得的。我们一直都认为，没有高先生在学术方面的高瞻远瞩和具体指导，我们是完不成这些令人自豪的成就的。在那么多全国第一里面，高先生的确是起到很关键的指导作用，如果没有她的眼光、学术判断和具体的指引，我们不可能成为首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全国重点学科、首批博士点、首批博士后流动站，并培养出新中国第一位光学博士。事实上，直到她去世之前，我的重要学术研究方向和许多教学改革举措都会拿去向她请教，希望能够得到恩师的指导。
在高先生的率领下，我们的激光光谱学研究一直处于国内领先位置，并受到全国同行公认。教育部委任她做《中国光物理长远发展规划专家组》组长，我作为专家组的学术秘书，在她的指导下工作，亲眼目睹她以年近80的高龄，为我国光学发展呕心沥血。
解放后，开拓新中国最早的光物理研究和教育，对她来说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理工科的基础研究都是国际公开的，不可能闭门造车。全世界的研究工作日新月异，很多成果都是在迅速互相交流。而我们改革开放之前基本是闭关锁国，能够接触到的世界其它地方的文献、期刊其实并不多。加上国内的实验条件有限，在这样的情况下高先生还能率领我们取得这么多进展，这是非常不简单的。
我们之所以在条件较困难的情况下仍取得工作进展，高先生的理论基础和外语能力及记忆力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她精通英语、法语、德语，很多国外文献她都可以直接快速阅读，而且记忆力很强，经常有人向她请教时，如果她觉得自己解答得不够充分，就会告诉对方，你可以去找哪一国的哪一份刊物，大约在哪一年的哪一期，里面会有什么样的解释……我印象很深的是中大化学系一个很有名的分析化学教授，她参考德语文献时，经常过来请教高先生。高先生每次都是把书拿过来，随口就开始讲，而她一边口头翻译，请教者就一边做笔录……德语文献，很多单词和句子都很长，有时近100多个字符连在一起，但高先生随口翻译都会很有条理，不单语意能详且学术内容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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